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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国之旅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林彪在苏州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经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所谓“一号命令”)的形式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乐至离成都虽然只有不到140公里,却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特困县,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川口等日共党员,加上几名柬埔寨人、缅甸人,被分配到了县农机厂。厂里没有正式的宿舍,一座巨大的建筑被一分为二,一半为厂区,一半做宿舍,说是“宿舍”,不过是用席子隔成的临时隔间。床是在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搁块木板,板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席子而已。由于房间之间只有一席之隔,即使轻声说话,也会传遍各个房间。入夜,“不时传来叽叽喳喳的日语、汉语、柬埔寨语、缅甸语的交谈声”。

  在乐至期间,川口的妻子李莲英患感冒,又转成肺炎。由于她早年在日本患肺结核,曾接受过胸部成型手术,肺功能只相当于常人的一半,抵抗力低下,一时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情况危笃。川口一面在病房里照料,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让妻子回国,“与‘白鸟事件’毫无关系的她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如果就这样回不了故乡,实在是太可悲了”。也许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一个多月后,李莲英竟病愈出院了。

  妻子的病倒让川口加紧对未来生活做打算,首先是要尽快离开乐至回成都。

  天遂人愿,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5 000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1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层层传达,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面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越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上面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纪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二人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白鸟事件”发生后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起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更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流亡中国18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这“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尤其是日中两党当初达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则一生不许回国的无形协议,完全是基于组织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对党员个人生活的粗暴绑架。

  川口夫妇流亡中国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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