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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激流中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全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生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他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儿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儿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待下去,如果不找点儿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川口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他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他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到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都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他觉得可以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川口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他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后来,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做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了解“文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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