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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认真“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激动不已的时候,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到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6月,川口被罗明通知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川口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贯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他连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他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 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 在满铁公司待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 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 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子等也常见,各种酒都卖。“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他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学员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便在其中。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他们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待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一天晚上,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了。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置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进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他们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新中国成立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参加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川口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他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组织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开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川口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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