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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何以成“麻烦”

  “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所谓“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后任驻华大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绝不是误译。”后来,他曾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这种舆论甚至让田中“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1992年9月,他在NHK(日本放送协会)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道:“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文章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不仅如此,据小原郁夫回忆,按照外交惯例,译成中文版的田中讲话原稿事先交给中方,由中方打印之后在会场发放。同样,周总理的讲话稿也被译成日文,提前发送到出席者手中。就是说,对于“添麻烦”的表述,中方应该在田中讲话前就有所了解。

  桥本虽然是田中讲话的第一起草人,但他当然不会闭门造车,事先理应对首相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有所把握。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进行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身曾于1939年至1941年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亲身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画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也许并不轻。

  不仅田中,从后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日文中的“麻烦”,写作“迷惑”(meiwaku),而后者的语源在中国。此段公案的后半段,毛泽东曾向田中赠书,暗示“迷惑”的出处与文脉—此乃后话。矢吹晋曾对“迷惑”一词在日文中语义学上的变化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指出其在中日文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他认为,中文的“迷惑”,自《楚辞》和《魏志倭人传》时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在与《楚辞》差不多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而在日文中,截至镰仓时代前期,该词仍与汉语同义。从镰仓时代末期起,“迷惑”一词开始呈现出某种语义上的转化,并在现代日语中定形,成为所谓“日本语之中的汉语”,即以日文特有的汉语训读来发音,与作为语源的中文古典有关联,但原有语义已被部分颠覆(转化),成了以汉语表示的日语词。诸如此类的词,在日文中屡见不鲜。除了“迷惑”外,还有“得意”、“勉强”、“合同”、“敷衍”、“地道”等,不一而足。

  就“迷惑”而言,权威的日文词典《广辞苑》(第五版)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犹豫不决;2. 感到为难痛苦,苦于某件事;3. 被他人置于某种困境,感到难办。而笔者手头的日文词典《三省堂古语词典》的解释,则有两层意思:1. 因不知如何做而困惑,迷失张皇,惊慌失措;2. 为难。上述两种词典的权威解释,与田中话语中的“迷惑”的语境像又不像,似是而非,但肯定不是像“添麻烦”那样简单的意思。日文古语中,还有诸如“迷惑千万”、“迷惑至极”等用法,可以说都是作为古汉语的“迷惑”,经中世以来的武士文化“发酵”、转义后,又重新作为日语沉淀的结果。矢吹晋甚至认为,那种“包含了‘万感之念’的‘迷惑’的用法(在今天)已经死亡”。而日本既如此,遑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一句“迷惑”发言,令中方困惑不已,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客观地说,这种从历史文化到语义学上的学术探究,虽然是汉学家矢吹教授的强项,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包括职业外交官桥本恕。桥本不谙中文,却被田中委以重任,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具体方案的策定者和田中讲话稿的“枪手”,虽然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但他反复“考虑”、“推敲”的,笃定只能是日文原文,而不是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可他在1992年9月接受NHK采访时,面对记者“是否误译”的提问,却一边坚决否认“误译说”,同时仍一味强调原文措辞的初衷。说白了,两者完全想两叉了。

  对此,矢吹晋指出:“桥本但凡把在原文推敲上所费功夫的一成用于推敲中文译文的话,兴许就避免了历史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这位不通汉语的中国课长的界限之所在。”因为,从田中内阁决定推动邦交正常化之初,为确保万无一失,尤其要维系与美国及日本国会的挺台湾势力(青岚会等)的平衡,确立了排除外务省“中国帮”的应对方针,具体实务直接由“美国派”外交官僚栗山尚一(历任外务省条约局长、北美局长、外务次官和驻美大使)和中国课长桥本恕主导。连桥本的顶头上司、亚洲局长吉田健三都被桥本排除在政策决定程序之外,可谓“下克上”。

  矢吹晋对桥本恕的盲目自信深恶痛绝,以为正是这种“官僚的自我保身与浅薄自负”,“招致日中间相互不信的悲剧”。令矢吹教授愤怒不已,甚至不惜以如此“酷评”来指控者,还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上的刚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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