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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冬妮娅

  在我的一生中,不仅有过很重的“冬妮娅情结”,而且还真的有过一个“冬妮娅”;不仅有过“冬妮娅”,而且我还曾极不恰当地扮演过“保尔·柯察金”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生活中。

  1972年高中一年级,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同班女同学王雅玲——我的“冬妮娅”闯入了我的生活。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深远的程度恐怕超出了我自己的认知和当时的想象。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我成人生活的一种历史基质、思想发育的一块精神母体,仿佛我以后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从这儿寻到根据,找到源头。

  这次“遭遇”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致命的”,请注意,是“致命”,不是“致死”,因为直到现在我的梦境中仍经常会出现过去岁月中那些让人心跳的画面,有一种记忆和情愫会出其不意地,同时又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非梦岁月的那些极端时刻——最激动或最痛苦的时刻。正是通过这些时刻,我才意识到:哦,原来,王雅玲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回忆已成了我生命中一种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背景。那是我青春之河的上游最美丽的一段江流,这一段江流的存在,决定了我之后和未来生命之河的那种水质、流速、流向,乃至整条河流的生态地貌特征。

  我对她最初的印象谈不上很好,甚至明显不太好。我记得,对她的印象是从两件事开始的。一件事是我在尖子山参加学农劳动期间发生的。一天,我和同学一起拉完粪从尖子山返回学校。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几个男同学拉着卸空了的粪车往学校方向走,对面有几个同班女同学向我们迎了过来,其中就有王雅玲。不知何故,她们去的是尖子山方向,和我们的方向正相反。当我们擦肩而过时,王雅玲突然对我说话。我当时拉的是中杠,身上脏兮兮的,邋邋遢遢,下午流的汗还没有干透,头发和衣服肯定是湿漉漉的,想必样子看上去无比丑陋,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她对我说(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话语来得非常突兀,非常陡然):“毛喻原,你们下午就不要再拉了(指拉粪),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当时没有答她的话,只是用眼睛惶惶然然地瞟了她一眼。心想:真是狗拿耗子多事,那还用得

  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都要安排学生参加每学期为期一个月的学工或学农劳动(大学除外,因为当时大学已停办)。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学工内容是:在校办工厂的翻砂车间翻砂模、倒钢水;学农内容是:在学校的尖子山农场拉大粪、种庄稼。——作者注着说吗?现在是几点了,难道你以为我们还要学雷锋做好事,再跑它两趟,弄到天黑不成?已接近5点了,肯定是收工不干,打道回府,此乃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叫我们5点不干,纯属是无话找话说,戴着口罩闻茶香,多此一举,至少是不得要领。她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冒出那么一句,还真把我弄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她这第一次发话,还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在我们班上,男女同学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彼此之间很少说话,所以,只要是她们对我说过的话,我几乎都能记住。

  另一件事是学农劳动结束不久,班主任黄淑琼找我到她家谈话。她善意地批评我(她一贯都无比善意地对待我),叫我注意自己的班干部形象,随时要在同学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她这样说是由于有人告发我,说我在尖子山学农期间,有点不务正业,带着一帮同学到农场附近的解放军打靶场去捡弹壳。所谓弹壳,就是解放军练武打靶时从他们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射出的铜质子弹壳。那弹壳红澄澄、亮闪闪的,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确实是稀有之物,大家都有些爱不释手。在那个时代,大概这就算我们高中生的经典收藏之一了。捡弹壳这事是有,但那不是在劳动时间去捡的,我们是利用休息时间去捡的。怎么,这样的屁事也有人去告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另外,黄老师还告诉我,告发的人就是王雅玲,并且是王亚玲要她亲自找我谈谈,提醒我要起好先锋模范作用,因为我当时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年级大批判组的组长、高74级4 班的班长兼学习委员,甚至是学校号召全校同学学习的两个标兵、模范和典型之一(另一个是同班的女生周勤)。听了黄老师的批评,尽管我心头很不是滋味,但还是在她面前点头认错,表示今后一定注意自己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随时随地起到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是对那个王雅玲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样,我和她从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她要充当一个背后使坏的告密者?

  这就是王雅玲最初进入我生活时发生的两件事。尽管王雅玲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又是高干子女(当时她父亲是驻乐山8815部队的一个团长,尽管团长一职并不算很大的官,但在我当时看来已足以构成高干级别了),但通过这两件事,我对她并没有产生什么好感。我当时正处在懵懵懂懂之中,对好多事情都浑然不觉、糊里糊涂的。如果说还自觉有几分聪明的话,那也纯属是智力方面的刚刚开窍,但就情商而论,肯定是混沌未开,尚处于未开化的洪荒时期。比如,我当时就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在尖子山脚下对我无话找话说,为什么要到班主任那儿去告我的状?其实,过后细想,那不过是一些事情将要发生的某种前奏和序幕。因为想与你说,又不知说什么好,再加上紧张,所以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就只能无话找话说,说得词不达意,叫人不得要领;因为想与你有某种联系,又不好意思与你直接联系,所以,就只好通过第三者,采取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来与你取得联系。这些做法,实在是太自然不过。只是我当时并不理解,反觉得这位北方女子有点不可思议。

  接下来,我记得她扮演过一段时间信使的角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代我们班的另一位女同学钟敏给我带过两次纸条、一次口信。我记得当时在班上她们两个关系比较好,经常能够看见她们在一起。第一次帮钟敏带纸条,是王雅玲直接送到我家里来的。那也是王雅玲第一次到我们家。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伏案在写字台上复习功课,好像在求证一道几何题。当时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解题上面,即使听到一连串脚步声从门口一直响到里屋,也没有转过身去看一眼(当时我坐在写字台的位置正好背对着门)。只是,脚步声响过之后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大约有一两分钟吧——屋子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静悄悄的,阒然无声,就好像脚步声从来就没有响起过,没有人进屋来似的。尽管我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解题上,但这突然终止、突然消失的脚步声仍让我迷惑不解,蹊跷不已。我刚才分明听见了脚步声——尽管很轻很轻——从外屋的门口一直拖延至里屋的中央,为什么它会抵达房间的中央就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呢?难道是我的错觉,或是产生了幻听不成?出于好奇,我转过身去想看个究竟。这一转身还真把我给“吓”了一跳。当然,说“吓”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百分之三百的意外和惊诧。因为当我转过身时,一下子就看见了王雅玲。她直愣愣地——以一种近乎标准立正的姿态(只是双手背在后面)站在屋子中间,一动不动,有几分昂首,也有几分挺胸,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满脸的笑,但一语不发。我明显感觉到这笑里有好几种东西,也许是一种得意、调皮、诡秘、激动、慌张、羞涩的混合物。

  突然看见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蒙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惊慌失措地“呃”了一声,就再也没有下文。接下来是一片对峙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问她:“你怎么来了?”(实际上我想问的是:“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她没有马上回答我,仍是一脸的笑容,用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只不过这个时候,她充满笑意的眼神中明显多了一种羞涩。当我用眼睛看着她等待她回答时,我感觉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嗨,没有吓着你吧?”她一直笑着,然后对我说。她笑起来很好看,脸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唇间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眼眸里有一道跳动、闪烁的光,像是一团温暖的火焰在激情地跳动。

  “有点儿。”实际上不是有点儿,而是真的给吓了一跳,谁会想到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家的卧室里会突然冒出个王雅玲呢?我应着她的话随便回了一句。

  接着她说:“我问了闵中群才找到你们家的。”她显然感觉到了我的迷惑,连忙解释道,“是闵中群告诉我你们家住在米市巷33号,所以我就问路找来了。”闵中群也是我们班的女同学,在我们家搬来米市巷之前(我家是在我读初三下半期时搬来米市巷的),她和我住张公桥附近的同一个院子,所以她知道我们新家的详细地址。

  见她仍站在那儿,我赶紧招呼她坐下,顺便问道:“有啥事吗?”

  她回答说:“有事,我今天来主要是受钟敏之托,帮她带样东西给你。”随即,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叠成了蝌蚪状的纸条,一边说,一边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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