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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过纸条打开。她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尽管我不敢用眼睛与她对视,但我感觉得出来,此刻的她在笑,并且这笑里充满了诡秘。

  我读纸条时,她突然起身对我说:“好了,你慢慢读吧,我走了。”我赶紧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很有些不好意思地随口应了一声:“行,那就……”我的意思是想说“不送了”。只不过这“不送了”三个字没有说出口。于是,她向外屋的门走去,一转眼工夫就在我的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她走后,我才认真把纸条上的内容读完了。好像条子上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主要是关于学习的事情。钟敏要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去一趟,任务是帮她补习功课。我记得她的几门功课除了语文还比较好以外,数理化都很差。而我当时在班上,除了是学生干部外,还是学习尖子。在那个年代,似乎学习好的班干部都有帮助同学的义不容辞的义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帮你没商量”。这种方式,人们把它叫作“一帮一,一对红”。红就是好、进步、先进、上进的意思。

  看了纸条后,只觉得这钟敏的要求有点过,在我看来,帮助是可以的,作为一个学习委员也应该,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的帮助也远不是什么问题,但要我每个星期都到她家去辅导一次,这未免密度太大,负担过重。只是当时关于这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也没有去多想,就那么闪了一下这个念头而已。想得更多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递条子,她不亲自给我,而要叫王雅玲转交?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弄清楚。

  以后,这样的条子又被送过两次,并且都是由王雅玲转交的。在收到纸条后不久,我去过一次钟敏的家,当然是在某个星期天。但去那儿后,我记得钟敏并没有提要补习数理化的事情,只记得反倒被她“开导”和劝告了一番。她叫我要认真重视语文课,反复给我讲语文是如何如何重要。我记得她还专门给我推荐了《鲁迅全集》,要我在课余时间一定抽空读一读,说鲁迅的书值得一看。说实话,当时我对她的提议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当时我认为语文,或推而广之的文学根本就没什么用。也许是在之前受了大哥哥、大姐姐或有些大人们的影响,我始终坚信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理”,甚至认为学文科是没出息、智商低下的表现,对文科及学文科之人抱有一种睥睨之情,很有些瞧不起。那时,我崇拜的是科学家、工程师,认定他们才是做实事、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给人类添砖加瓦、递水送油的人,而文科生全是些打杂的、跟班的、跑龙套的,甚至是添乱子、搅浑水、惹麻烦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在我的心目中,的确认为文科是一项庸人乱世、生非添堵的“事业”,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下三烂勾当。我当时理解的文科主要是语文,应该承认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狭隘、非常肤浅的理解。不过,这也难怪,因为那时我见识的文科优秀的人,几乎全都是地、富、反、坏、右,不管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学成才的,不是被改造,就是被管教,全都是被劳动人民监督和不齿的对象。而剩下的一些文科三流或末等小生,所干的不外就是些诸如秘书、政工、宣传干事、工会科员、文件拟稿、墙报誊写之类,最多顶死了不过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呈现在我眼中的文科境况,的确让我有太多的理由对它嗤之以鼻。过后细想,我当时对文科的这种认识纯属是一种误解,不过,这已是另话。

  在王雅玲第一次到我家来帮钟敏递纸条不久,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我们开学农劳动总结会结束后,我第一个起身奔向教室门口,准备回家。当时的总结会是分成四个组,分别在教室的四个角落举行的,王雅玲与我是同一组。我是劳动组的组长,她是副组长。当我拎着书包刚走到教室门口时(具体地说是出了教室门,离门刚好一两步的距离),王雅玲从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上来把我叫住。我感觉她有些气喘吁吁,呼吸紧促,满脸通红与羞涩。她“呃”了一声,我当然止步回头,以不解的表情看着她。我和她一两步之遥,她靠在教室的门框边,我伫立在昏暗的过道里,就那么静默地对峙了几秒钟。这种情景给我的感觉是平添了几分凝重、紧张,因为后面的教室里有几十双明亮的眼睛,我们极有可能处于众目睽暌之下;前面的走廊中也随时会有其他班的同学来回穿梭,真害怕别人看见我们这有点让人生疑的状况。在当时,男女同学单独以如此近的距离站在一起,并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是犯忌的,至少在大家看来有点不正常。所以,当王雅玲追上来把我叫住,离得很近站在我身边时,我确实紧张得一塌糊涂,浑身极不自在。我看着她的同时,也用眼睛四处瞟视周围的情况。

  最后,她终于开口说:“你今晚有空吗?”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让人感觉她的话根本就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只能理解成一连串在喉咙里滚动的模糊的音节。我相信,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此低的声音,如此小的音量,人们是不可能听清楚说话内容的,但当时我就备感惊异,竟然对她所说的东西听得一清二楚。

  当她问“你今晚有空吗”时,我愣了一下,本想脱口而出 “有空”,但我打住了,思路在此时突然拐了一个弯。心想,还是说话留点余地吧,万一我说“有空”,而她要说的事情我又无法办到或不便允诺,那不是有点难堪吗?所以,我停顿了片刻,突然改口说:“一般情况下有空,什么事?”

  她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有空的话,想请你今晚看电影,人民电影院,9点半,《卖花姑娘》。我托别人买了两张票。”

  听她这么一说,我脑袋“轰”的一声一下子蒙了,也可以说是被“吓”住了。当时的感受很复杂,也很矛盾,既为她的邀请感到意外、兴奋,也为她的邀请感到惊吓、恐惧;既想去,而且非常想,又不敢去。意外、兴奋是因为她邀请的是我,而不是别人,能够被一个漂亮的女同学这样邀请,那肯定是一种人们常说的“福分”,而且朝鲜的这部《卖花姑娘》又是我特别想看的电影,正在为不好买票看不成而感到苦恼;惊惧、害怕是因为被封为“标兵”的我根本不能设想单独与一个同班女同学去看一场电影,这是超出我当时胆量范围的事,心想,要是被学校的同学撞见了,那肯定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等于是今天的“拉链门丑闻”。

  说来也许让今天的人不可思议。那年头中国闹自立,耍独龙,几乎是自绝于全世界,好像只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小兄弟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人只能看些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这样的国家引进的电影。什么《广阔的地平线》啦,《摘苹果的时候》啦,《宁死不屈》啦,都会把神州大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情绪挑得高高的,整得雷翻震倒。当时的乐山正在火爆上演朝鲜的《卖花姑娘》,而且我记得是三个场地(乐山电影院、乐山影剧院、乐山川剧院)24小时通宵上演。即便这样,仍不能满足乐山人民的观影要求,票仍然不好买,电影院仍是挤得水泄不通。那情景像是在赶一年一度的庙会,或大年初三大佛寺山上的山门气象才可能与之媲美。

  由于我根本没有任何与一位女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的心理准备,同时也不愿意在王雅玲面前表现出我的胆怯,所以马上装出一副惊呼状,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她说,“糟了!今晚恐怕不行了,因为我想起来了”,一面说,还一面煞有介事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晚上有个朋友之前约好了要到我家来找我,实在抱歉”。

  王雅玲听我说有事,想必心里非常失望。但她的话听来很平静,至少从话音里我觉得是这样。她说:“既然你有事,那就算了,你就去忙你的吧。”我应了一声:“行。”一扭头就跑开了。

  接下来,她又约过我一次看电影,我还是推辞了。说实话,不是不想去看,而是不敢去看。那年代的人就是扭曲得厉害,变态得厉害,身体、精神,意识、潜意识,口、心全是背反的。内心中最想去做的事往往不敢去做,而不想去做的事又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把它做得像模像样。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看来,那个时代确有一种强大的东西把人的所有意识和行为都弄成了某种“格式塔”,好像是一种附魔现象,所有人都逃不出某种前定格式化的厄运。让所说背离所想,让所做忤逆所说。就仿佛有种东西成心要让你的生活彻底颠三倒四、完全错位交割,它才会心安理得、善罢甘休似的。

  一天放学后,王雅玲又追到走道上来叫住我。她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毛喻原。”

  我回头看着她,没有说话。她一脸羞涩,仍是用一种压得很低、几乎不容易听清楚的声音对我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你说。”

  “我想请你今晚陪我到372医院去一趟。”

  “为什么要去372?”

  “是这样,我弟弟在372医院住院,他跑去骑农民的牛从牛背上滚下来把手摔断了,我想今晚去看他,因为父母不在,回北方老家探亲去了。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叫你陪我一道去。”

  我一听说是这件事,想到一个女孩子晚上去城郊的372确实不安全,再加上别人已经提出了这种邀请,自己身为学生干部好像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所以,我几乎是马上就答应了下来,说了一声:“行,没问题。”

  “那太好了!”听得出来,王雅玲的声音里有种激动和兴奋的成分。她说这话时,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里有种明亮的东西突然闪烁、晃动了一下,像是一束瞬间绽放、跳动迅疾,然后又倏然消逝的光。

  “那我们怎么去呢?什么时间?”我问。

  “你吃完饭在家等我就行了,我来叫你。”

  晚饭后我陪她去了372医院。372医院在城郊的乐西马路边上,从我们家去那里还不算太远。我记得我们是沿着里仁街,过北门桥、牛耳桥,然后经过五一大队的乡村道,最后上乐西马路这条路线去的。那晚无月光,除了不远的马路上偶尔晃动的车灯给夜幕增添几束光亮,四周完全是一片黑暗与沉寂。静谧的夜晚更加放大了从竹林间吹过的风声,以及路边的蛙叫与虫鸣。我有生以来仿佛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这夜的韵味和神秘。尽管我此刻担当的是一个光荣的护花使者的角色,但毕竟是第一次单独与一个年轻的女子一起在夜间外出,并且走的还是一段人少僻静的乡村路,一路上的感受就远远不止兴奋与激动,还夹杂有无名的紧促与恐慌。从某种意义上说,紧张还远远压过了激奋。尽管陪王雅玲去372医院看她弟弟是一件光明磊落、理由正当之事,但我还是觉得底气欠缺、心头发虚,就仿佛这伟大的护送之举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怕被别人,尤其是被同学瞧见,心想,要是被同学看见了该如何是好,又该怎样去解释?(因为我们班就有两个农村女生住在五一大队。)一想到幸好是晚间出行,有茫茫厚重的夜色庇护,我的心仿佛才有了某种释然和安全感。

  由于在漆黑的乡村路上行走,我们的脚步肯定快不起来。第一次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起并肩而行所必然要产生的那种激动与紧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心理。我也说不出走这么一段并不漫长的路,我们究竟用了多长时间。我甚至记不得我们在路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说,就那么默默不语地前行。但我记得那晚的风声、虫叫声、她的脚步声和我的心跳声。我记得我们不是一前一后相距三五步,就是并排相隔半人宽的距离一起走到目的地的。其间,只有一两次,而且时间持续得非常短,她挨得我很近,我的手臂能触碰到她的衣袖,我的额头会接触到她的长发。只是我得承认,即使当时在我看来,这衣袖和长发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但它们给予我的感觉并不单纯是幸福式的眩晕与震颤,更有电击般的恐惧。

  372医院是陆军的野战医院,当时还没有对社会开放。我们到达医院的大门口时,不知何故,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整个医院给人的是一种紧张、压抑的东西,医院及周边的景物似乎都笼罩在一种森严的氛围里。医院大门紧闭,卫兵持枪站立,四周围墙高耸,好像墙顶上还布满了铁丝网,带没带电,就不得而知。也许是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这种在军队系统呈现出来的紧张氛围实际上是正常的,因为它实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感染、连锁反应。不过,这是我过后追想的。

  到了门口,我没有进去,因为王雅玲是军队干部子女,进去看她住院的弟弟可谓名正言顺,而我肯定要被盘查询问一番。为了免除这种麻烦,我就向王雅玲提出,让她一人进去,我在外面等她。她进去后,我一直在医院高高的院墙下溜达,看墙内那些在夜风中被吹得哗哗作响、摇摆不停的楠木树,它们的树冠在漆黑的夜幕中像一丛丛阴森的鬼影,看上去挺吓人的。另外,我还有一种恐惧,害怕被别人当成坏人盘问或抓起来。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以如此的方式站立或闲逛,多半会被认为不正常,作为所谓的好人,这是一种犯忌的行为,很可能被人当成特务或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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