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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好,她进去后待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三四十分钟后就出来了。尽管仅仅是三四十分钟,但我却觉得特别漫长。

  出来后,她很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很大度地回答了一声:“嗨,没事。”语音洪亮,语气剀切。

  然后,我把她送回家。实际上只送到8815部队师部的大门口,那个有解放军战士握枪站岗的岗亭旁边。我不记得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说了什么,多半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傻乎乎地走。不过,在这种傻乎乎的状态中,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乏味和沉闷,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尽管这兴奋伴随有某种惊悸与恐惧,但它无疑已基本接近于一种激动和幸福了。和去的情况一样,我仍然记得那风声、她的脚步声和我的心跳声。

  在372之行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家经常出现一些怪事:隔一段时间,瓷缸、米坛里或桌子的抽屉中就会出现一包包礼物,诸如白糖、干果、月饼之类,而且包装得很规整、很漂亮。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算得上是稀有珍贵之物,不仅贵,而且全是计划供应。即使有钱,你也很难买到这些。所以,它们通常会被当作走客串门互赠互回的贵重礼品。起初,家里人还以为是哪位亲戚走人户留下的,但当这些东西不断地出现时,我就觉得蹊跷了,因为世界上实在不好找这样的只留礼物不留名的亲戚。至少在我知道的亲戚中没有这样的雷锋式的好同志。后来,我才把礼品提供者的角色怀疑在了王雅玲的头上,因为自从陪她去372看她弟弟以后,她又来过我们家好几次(只是这几次来不是为了帮钟敏递什么条子,我当时也没有去多想她为什么要来我家)。一般都是午饭后来,坐到离上学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她就先行一步去学校。我与她拉开一个时间差,临上课铃拉响前两分钟坐进教室。我猜想,这些东西就是她中午来的时候趁人不注意悄悄放在那些地方的。更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说不定哪几次她中午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我家里没有人,她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地把那些东西放在我们家的那些地方。

  为了把情况弄清楚,有一次放学后趁没有人,我把她叫住,问她:“王雅玲,我问你一件事,你必须如实告诉我,我们家的那些白糖是不是你放的?”

  听我这么一问,她开始是怔了一下,随即冷静下来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一味地笑而不答,但脸上明显有一种像有什么鬼把戏被人当场戳穿的那种轻微的尴尬。我想,既然她笑而不答,那肯定就是一种默认。于是,我对她说:“以后,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实际上,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说服她这样为什么不好的理由。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要那么说。她站在旁边,只是笑、点头、咬嘴唇,一直没有说什么,脸明显红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大概是六七点钟,当时帅新勤和毛明康(前者是我初中的同学,后者是我小学的同学)正在我家玩。我记得我们家的灯坏了,当时,帅新勤正踩在一个板凳上帮我家换灯泡,这时,毛明康站在外屋向里面吼了一声:“毛喻原,有人找。”声音无比洪亮。我朝门口看去,突然,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发现王雅玲来了。她那天穿得很漂亮,人好看极了。我把她招呼进里屋,里面正在“施工”,显得乱糟糟的,她见我们正在忙,啥也没说,只是站在一旁看帅新勤换灯泡。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自王雅玲进来后,帅新勤换灯泡的那只手就一直在打抖,不仅手在抖,甚至整个身子都抖,就像筛糠一般,不管怎么努力,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始终不能把灯泡旋进丝口里面去。仿佛整个人在痉挛似的,这种手抖的状态至少持续了两分钟之久,结果还是没有把灯泡换上。我只好叫他下来,亲自爬上凳子把灯泡换了了事。我当时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心想,难道是王雅玲的突然出现,顷刻间打乱了气场,破坏了平静不成?

  灯泡换好后,帅新勤和毛明康看见有女同学来找我,就迅速告辞了。等他们走后,我才招呼王雅玲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我问她吃饭没有,她说吃过了。坐了不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我今晚想请你去看戏。”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继续说:“是师部文工团到部队来慰问演出,就一个专场,现代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看。”

  听她这么一说,最开始的反应是觉得有些为难,先暂且不说我对《杜鹃山》并不是情有独钟,主要是单独与一个女同学一起去看戏,这在我确实是史无前例。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怕被别人撞见,至少在意识里觉得此举与一个优秀好学生的标准不符,明显有些出格。但又一想,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爱说“事不过三”吗?说来也怪,即使我当时那副还没有开窍的脑子,似乎也在迷迷糊糊中笃信了这条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古训。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严密的推理、冷静的思索,反正就觉得要是这第三次邀请也推辞的话,那肯定就会得罪人了,至少觉得这样做太不通人情,也太不给人面子。

  的确,在王雅玲第三次盛情邀约之下,我再也不好意思表示拒绝,也没有勇气把那个“不”字说出来。于是,王雅玲把话说完不久,我就爽快地——至少表面上听起来是如此——答应了她:“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心头既激动又慌张。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像无事找事似的在磨蹭时间。实际上,我此时的心头有种期待:想让她先走一步,我紧接着跟随其后,我不想与她一道走过那条会要我命的必经之路——里仁街。因为那条街上住着无数我过去初中和现在高中的同学,我不愿意让他们看见在这么一个秃头秃脑的夜晚,我和王雅玲一起在这条街上走过。只是这种想法我不能对王雅玲直接说出来,我在一厢情愿地期待她会揣摩出我的这种心思,当然,最好是让她主动提出来:她先走。

  可是,等了半天,王雅玲仍是坐在凳子上,什么也不说,看起来也没有任何打算要先走的意思。此时,我心头真可谓火辣辣的,可能额头上已经在开始冒汗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仍在那儿无奈地磨蹭时间。

  最终还是王雅玲开口问了一句——想必她早已想这么说了——“好了吗?”我知道她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经她这么一问,我只好随声附和道:“行,走吧。”我们这才一起朝楼下走去。

  当时,天已经大黑了下来。我记得当我们穿过一个狭窄的巷子想插进里仁街时,由于没有路灯,走在前面的王雅玲不小心一脚踏进一个积满污水的大坑。顷刻间,她漂亮的鞋袜就全被弄湿、打脏了。当时我觉得非常难堪,很为王雅玲感到难受,她是为了请我看戏专程到我家来,才遭此厄运的。

  拐过米市巷的转角,我们上了里仁街。前面已经说过,这条街对于此时的我无疑是一条充满了荆棘的险途,因为街上住着很多我同班和不同班的同学,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被同学撞见我和王雅玲在街上(尤其是晚上)一起走的场景。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要我和王雅玲一起走过里仁街,那有点类似于上刀山、下火海。所以,当我们一走上里仁街,我就开始玩“小聪明”了:我故意把步子走得很慢,想落在王雅玲的后面,与她保持一个我想要的距离。但此法并不奏效,因为当我慢的时候,王雅玲也跟着慢了下来,始终在我身边,与我保持同步;这样走了一小段后,我心头紧张得不行,诚惶诚恐的,生怕会撞上某个同学,所以,我又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一股劲儿地往前面蹿,想超过王雅玲,与她保持至少三五米的距离。但此举仍然无用,当我往前蹿时,她也就随即跟了上来,结果还是与我并肩而行;于是,我又往路的右边挪,几乎贴着道路的边缘走,不到片刻她也就跟着贴了过来;最后,我又从路的右边拐到左边,心想即使是并肩前行,也至少应该相隔三五人宽的距离,但当我左移时,她也跟着挪动步伐往左边靠。

  当时我的这些举动不管是受下意识的驱使,是出于非自觉的自觉,还是一种典型的身心背反,我这种实际已经发生了的前蹿后拖、左移右挪的行为,都分明表达出一种“躲避”的意图,这应该是确切无疑的,但当时的王雅玲似乎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切,对我的“小聪明”毫无预期性的反馈。经过四次无效的折腾后,我只好接受了与王雅玲一起并肩走在里仁街的事实,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对她充满怨恨与指责,没有怪罪她太不懂事理(实际上,不懂事理的是我),没有责备她不明白我的意图(实际上,这是一种类似神经病级别的意图,换上谁,也不会明白),我只是不愿意(实际上是不敢)以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与她几乎肩挨肩地走在里仁街上(实际上这是一种胆怯与虚伪)。如果那时去指责她,那就真该判指责者一种野蛮罪和愚蠢罪。因为当时的王雅玲整个儿分明已被笼罩在另一种气场中,接受的是另一种逻辑的支配,她的思维与魂魄似乎早已超越了凡庸的陈规与尘俗的界面。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感觉得到,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完全由不得她。

  尽管有黑暗的笼罩护卫,有夜晚所特有的那种模糊化效应,和王雅玲一起走在里仁街,我仍然感觉仿佛是走在香都巴黎的T形舞台上,走在圣保罗海岸的光天化日之中,就仿佛全世界的聚光灯都投在了里仁街上,无数双熟人的眼睛已目睹了这并行的一幕。当时,王雅玲就在我身边,仅一步之遥,或半步之隔,她年轻、漂亮,浑身散发出一种少女特有的芳香和青春独具的魅力。按理说,和这样的美少女同街而行,不离左右,那应该是一个小伙子的无上荣耀、自豪与幸福啊,但我这个神经病、变态分子却不是这样,没有带着感恩的心接纳和认可,反而是拒斥和逃避。当时和王雅玲一起走在大街上,那种本应产生的陶醉感、幸福感显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淹没了,被一种更为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取代了。一切都仿佛在惊恐与仓皇之中,我只能埋着头,眼睛直愣愣地盯住脚尖前方的路面走,根本没有勇气去环顾道路的两侧,更不敢把头抬起去放眼正前方的景色。一边走,心头一边在祈祷:快点走,快点走,毛主席保证,此时最好不要撞见人。我记得当时那种心情,就仿佛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作案似的,只想尽快了结这一切,否则就完全可能罪行败露,被人捉拿归案。

  当时的情形,在今天复述出来,肯定会被认为是在杜撰或夸张,实际上,情况就有那么严重。走在大街上的我,心跳加速、魂飞魄散暂且不说,而且还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要是当时身边确有一条地缝儿,我真的想钻进去算了。

  当然,紧张归紧张,也正是在那天晚上,当王雅玲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获得了一次人生中最特别,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神乎其神,不可思议。反正,我觉得科学和常识无法解释。这件事情,我可以向全世界的好人保证,它确是事实,并无半点虚构,也真的不是什么幻觉。当王雅玲和我并肩而行的时候,尽管我当时已经神经兮兮,魂不守舍,但我还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胸脯明显的起伏,听到她一阵阵急促的呼吸。更奇怪的是,即使我与她之间至少保持有一人至两人宽的距离,我仍能感觉到——实际上,不是感觉到,而是真真切切地听到她的心跳。我清楚地听到了她心跳的声音,这声音呈现出一种极分明、极规则的韵律和节奏:“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其响声何止是明显,完全可以说是洪亮。我不仅能清楚听到这种极富力度的跳动声,而且能够感到这种声音传入我耳朵,并由此而激起的我耳膜的那种强烈的振动。我感觉我听到的这种“叮咚”声比医生用听诊器直接放在人胸口上听到的那种声音还要大、洪亮、有力、强劲,就仿佛她的心跳被放大器放大了若干倍,甚至一百倍、一千倍,所以,听起来洪亮无比,巨大无比。就仿佛这种声音不是从她心窝里发出来的,而是从位于我和她之间的某个空间点发出来的,是从我耳边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我明显感觉她的心移了位,从深藏不露的心窝移到了离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最近最近的时空。我甚至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是看到那颗心在收缩、起伏、震动、跳跃,震动得非常剧烈,跳跃得极其喜悦。我听见了跳动,听见了心的跳动,这心契合了存在的节拍,应和了万有的韵律。那一刻,我不仅感觉到一颗心与另一颗心之间的那种呼应,更感觉到两颗心似乎在一颗更大的心中跳动,感受到一种共振,似宇宙般的通连。我遭遇过刹那间天地融贯的时刻,经历过心动之声响彻寰宇的时辰。从此,我知道有一种心跳可以充满所有的罅隙,有一种声音可以和宇宙的旋律完全同步。哪怕只有一次,也就够了,因为你已经获得了一回类似上帝般的证明,证明人的心可以为爱而跳动。

  按理说,王雅玲离我那么远的距离,在正常情况下,我不能听见她的心跳,但这次我确实听见了,那声音激越、洪亮、清晰,整合了时间原有的结构,重组了空间原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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