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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仁街嘉乐纸厂、五丝厂宿舍一带住着许多我初中的同学,周永明、唐建康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大多都没有读上高中。那时的高中升学率很低,比如我们班上的男生30个人中只有4人能升学。这些同学初中毕业后没有事干,闲在家里。几乎整天就坐在自家门口屋檐下的街沿边上,泡杯茶,或倒杯白开水,聊天,说地,看云层,目盯街上过往的行人或欣赏路上流动的“风景”。是的,共和国整整的一代,他们大好的青春岁月,本应出彩的少年时光,基本上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那段时间王雅玲经常出没在里仁街一带,这一现象不消说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引起周永明他们的注意。因为王雅玲是个地道的北方女子,又生自革命干部家庭,其穿着、打扮、气质均与南方青少年迥异。不要说走在里仁街,即使是走在乐山的“王府井”玉堂街上,也很容易被人们识别出来,此非本地女子也。

  由于王雅玲那段时间经常在里仁街出现,这引起了周永明、唐建康的好奇。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王雅玲,如果她在那一带住的话,他们自认为即使不认识她,也肯定会见过她。也许是王雅玲每次出现在里仁街的时间太有规律性(每天中午1点左右),这让他们有个基本不太会错的判断:王雅玲是乐山一中高中部的学生。但如果是,那么又有一个问题让他们困惑不解:她为什么要走里仁街去一中呢?为什么不走大路、近道,从营门口走,而要走小路、背街、远道呢?于是,他们像福尔摩斯一样开始分析、判断、推究起来。

  还是周永明比较聪明,比较机灵(难怪他后来当上了乐山焊机厂的办公室主任,后升任厂长),经过几番研讨、争执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胸有成竹地对唐建康说:

  “我知道了,破案了。”

  “你龟儿知道什么?破啥子案哟?”唐建康反问道。

  周永明回话:“我终于弄明白了,她(指王雅玲)为什么每天中午要从这里经过。”

  “为什么?”唐建康满脸狐疑。

  周永明面带得意:“我敢说,她是去找毛喻原的。之所以要走里仁街,是因为她要去毛喻原家。”

  “空打吹哟,这一带地盘这么大,在一中读书的学生那么多,你就敢肯定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一定是去找毛喻原的?凭什么?”唐建康表示怀疑,并嘲讽性地哼了两声。

  周永明马上为自己辩解道:“你不管嘛,我就有这种感觉,她经过里仁街这件事肯定与毛喻原有关。”

  唐建康非常剀切:“不信!”

  “不信?我们打赌。”周永明更较劲。

  唐建康也不服气:“赌就赌。”

  “赌什么?”

  “赌5块钱。”建康兄斩钉截铁。

  周永明猛击大腿一掌:“好,赌5块钱。要是我输了,我给你5块钱。如果这是事实,你拿5块给我,一言为定。”

  建康站起来双手叉腰,稳踏踏地说了声:“不存在。”

  这在当时,5块钱的赌注已经算是豪赌了。为了弄清真相,有一天,这两个兄弟伙还真的专门来我家找我,向我求证。结果自然是:唐建康输了。至于这5块钱的赌资究竟是否兑现,那我就不得而知。

  那个时候的我们,受的全是些正统的道德教育,被灌输的都是那一摊子拧筋灌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读的尽是些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简·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类的书籍。人被封闭在一种明说透明实则黑暗的玻璃罩中,意识被一种人为编织的“精神膜”围堵。自以为高大,实际上渺小。小小的年纪,满怀革命的豪情,忠实于解放事业的信仰,以与崇高、道德、理想、宏伟的情结纠缠不清为荣,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虚胖和观念浮肿。

  说来也许大家都不会相信,直到王雅玲送我照片,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桩纯粹的个人事件,是只关涉私人的情感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初恋的标准征兆,是一个女子爱意的经典表达。那个时代的人无疑被一种类似诱骗剂、致幻粉、麻醉药之类的东西弄木了,弄痴了,弄呆了,整傻了。即使像我这样的被人们封为“三好学生”、“五好战士”、“先进典型”、“学习标兵”、“优秀班干部”,被学校推荐为全体同学应学习的“模范人物”,实际上也在这木、痴、呆的行列。

  那时的我们根本不敢,也无能去涉及个人的感情,尤其是个人的爱情,因为这些东西被社会,被所谓的老师、家长、大人、前辈,被一种生活的整体氛围斥为“封资修”的破烂货,属于颓废时代没落阶级的一种腐朽情愫,是一种应该去唾弃、背离和睥睨的东西。至少是一种属于不光彩、不体面、小里小气、拖泥带水、缠绵脆弱范畴的东西。这东西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相背反,与共产主义的宏大目标相忤逆。要是我们不小心“撞”上了这种情感,或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了这种情感的气息,那大体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社会不直接干涉和指责,我们也会自瞧不起,无地自容。所以,当王雅玲送我照片时,我还执迷不悟地认为此乃社交形式、风俗习惯、文明礼貌之举,而与个人的情愫、私己的爱恋无牵。我还想当然地以为,送照片纯属一种社会礼仪,还暗自赞叹:这北方同学的习惯真好,分别时留张照片,以作纪念,极富人情味。还把它与南方同学的做法做比较,觉得南方同学在这方面应该自愧弗如。

  直到后来,有一天王雅玲来我们家,临走时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我愿和你生活一辈子,做你终身的伴侣。当然,你不一定马上答复我,请考虑。”我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对于这件事,我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惊吓,毕竟始料未及,毕竟前所未有,毫无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说实话,当时的感受既懵懂,又茫然;既幸福,又困惑;既有石破天惊式的超级感动,更有担惊受怕式的惶惶不安。因为我与王雅玲已经相识了一段时间,从开始的印象不好,到基本接受,更加接受,再到好感,甚至一种我不自知的特别好感,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对她肯定已有一种明显的感情联系与情感倾向。对她的问题,我绝不可能断然拒绝,但要我做剀切的肯定答复,我又做不到。再加上在那样的年龄,我已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么重大的人生问题。于是,我用一种大体上趋于肯定,但又暗含有少许余地的口吻给她写了回信。我记得给她的纸条上写有这样的话:“对于你所提的事,我心甘情愿,但生活肯定不是课程表,变化是它的根本属性。所以,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而为之。”当时,我还很为这些话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和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感到得意。

  自从收到并回了纸条后,我和王雅玲之间的感情自然就更朝个我化和私密化的方向发展了。至少我明确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再属于社交礼仪和一般同学情谊的范畴。

  接下来的日子,她来我们家的频率更高,我到她那儿去的次数也多了。当然,去她那儿,一般都是周末被她邀请去看电影。只要他们那儿有电影,她总会邀请我去。在那个年代,看电影大概就要算人们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和业余爱好了。我记得每次看完电影后,她总会把我送到大门外的岗哨边,然后再分手告别。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心头莫名其妙地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既突然,又清晰,而且暗含了某种无须去怀疑的坚定与笃信。这预感就是,她会约我到她家去过夜。就在我产生这种想法不久,大概一两天吧,一个周末的晚餐后,她照例来到我家请我去8815看电影。当我们走下楼梯,来到楼下的坝子里时,她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对我说:

  “你上楼去跟你母亲说一声吧。”

  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她要我对母亲说什么了,但我还是站在原地愣了一下,做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应声问了一句:

  “说什么?”

  “就说你今晚回来得比较迟,或者不回来了。”

  我“哦”了一声便往回跑,心头想:果不其然,那预感还真灵,说来,它就来了,真是神奇啊。我跑上楼在我家里转了一圈,什么话也没有对我母亲说就跑了下来。

  王雅玲问我:“说了吗?”

  我说:“说了,嗨,没事。”然后,我们就往8815走去。

  这次电影是在8815师部的礼堂里放映的,我记不得这次看的是什么电影,因为正片还没有开演我们就离场了。只记得那天晚上看电影的人不多,我们在比较空荡的地方找了两个位子坐下。当时正在放映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拍摄的加演片,镜头大概是周总理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劳模的画面。

  看了不到十分钟,王雅玲对我说:

  “你还想看吗?”

  “随便。”我顺便问了一句:“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头感到有点痛,人不舒服。”

  “那就……”

  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接着说:

  “那我们就不看电影,到我家去吧?”

  我说:“行。”然后,我和她一起到了她家。

  由于正片没有开始我们就退了场,所以到她家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只有八九点钟吧。这个时间离正常睡觉肯定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于是,我们坐下来聊天。她为我沏了一杯喷香的茶,端来满满一盒糖果,表现出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心。那天晚上的谈话,大多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得比我多,大概还对我谈到了她父母怎样恋爱,怎样结婚的事。

  谈话一直持续到近12点,这在当时已是非常晚了,远远超出了一般高中生正常的睡觉时间。我看她脸上已有明显的倦意,静静待了几分钟后,便对她说:

  “时间已不早了,我们还是休息吧?”

  她说:“好,你去洗漱,我来为你铺床。”

  他们家共有三间卧室:她父母住一间,她和她妹妹共住一间,她弟弟单独住一间。那天晚上,她让我住的是她父母的寝室。床是现铺的,她动作麻利地从衣柜里取出垫子、床单、棉被、枕头之类,三下五除二地为我铺好了床。我第一次好奇地发现:北方人和南方人睡觉的习惯,具体地说是对卧具处置的方式竟然完全不同。南方人的习惯是,床一旦铺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肯定就不会再动了,而北方人一般是临睡前才现弄床铺,平时则把卧具搁在衣柜里,至少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为我铺好床后,她又到她自己的寝室铺自己的床。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我和王雅玲同住在一个家门内,但分住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她睡在自己的房间(和她妹妹同住的那间),我则睡在她父母的寝室。

  那是我第一次睡绷子床。一躺在上面,我就发现与我平时睡的床完全不一样,我平时睡的床比较硬,而这床很软,不是一般的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我还特意把床单掀开仔细察看了一番。原来,下面有一个用棕绳编成格状的软床垫。

  尽管那床非常软,但我睡在上面并不觉得暖和,不但不觉得暖和,而且明显感到非常寒冷。不知是由于乐山12月份冬天的缘故,还是由于第一次到一个女孩子家住宿,心头特别兴奋,特别幸福,也特别紧张,反正,直到天亮,我都没有睡好,在床上辗转难眠,甚至根本就没有睡着。

  等天亮起床叠被子时,我才发现我盖的被子非常薄,仅一床大概是夏天用的军用被,最多只有两斤重。你说,大冬天就盖这么一点点,那不冷才怪呢。当时,我还暗暗(同时也很轻微地)责怪了一下王雅玲:为什么她会那么粗心呢?难道她就没有想过,一个人在冬天仅盖这么一点不会冷吗?我当时认定:这肯定是她的一个严重“失误”。但同时又想:不应该啊。

  那天晚上睡在她家,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我发现:我们睡觉时,她既没有拉上我睡觉那个房间的门,也没有关上她睡觉寝室的门。也就是说,这两个紧挨着的房间的门是大打开的。我为此对她非常感激,因为门开着,就意味着她的房间是不设防的,也证明她对我是绝对放心和信任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深深感动,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当然,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也许是我弄错了,并且错得一塌糊涂,错得极度愚蠢。

  那个星期天,我过得非常幸福。在她家待了一整天,中午饭是她亲自做的,非常丰富,我记得有红烧芋头、红烧带鱼、韭菜炒鸡蛋、西红柿汤之类。她做饭时,绝不让我插手。开初,我觉得出于礼貌不应该让她一个人在那儿忙,便主动要求帮她整理点菜、打打杂什么的,可一开口,就被她断然拒绝。她的态度严厉而坚定,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并且一直对我说:“你别管,就安安静静在我的寝室看书吧,好了,我会叫你。”

  等她叫我时,一切都准备就绪。我进她父母的寝室一看(不知何故,她把餐桌摆在了她父母的那间寝室),哇!惊呆了,好多菜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桌,并且色彩撩人,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令人口馋。

  我们一起吃饭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餐桌不大,大概是一张只有五六十厘米见方的小方桌。和一般的餐桌明显不同,这张桌子很矮很矮,恐怕只有二三十厘米高,漆成发亮的深枣色,有点类似于日本风格的榻榻米。所以整顿饭我是与她盘腿对坐,悄然慢嚼的。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感觉特别特别的安静。由于8815地处乐山尽头的西边,王雅玲的家又在8815西边的尽头,后面就是茂密的松树丛和斑竹林,是起伏的丘陵和蜿蜒的山坡,所以也就可以说他们家是处在乐山尽头之尽头的一个位置上。即使在白天,四周也显得特别寂静,没有任何喧闹与嘈杂,就好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我感觉我和王雅玲吃饭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人间。我感觉世界彻底地退隐了,除了这两个静静地坐在这儿慢慢吃饭的人,仿佛一切都不再存在。那天中午,半拉开的窗帘透进来不多的光线,使整个房间显得异常的柔和与暗淡,仿佛笼罩着一种别致的诗意与朦胧。这种暗淡与朦胧肯定强化了屋子里本来就有的那种悄静、阒寂的意味,给我们进餐的环境平添了十二分更显庄重、肃穆的氛围。这顿饭吃得极其漫长,慢得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慢得说不清楚这顿饭究竟吃了多长时间。

  饭后,我想争取去洗碗,被她阻止了。她叫我坐在原地不要动,碗她自己去洗。说了三次,叫我待在那儿,休息一下再说。

  5分钟后,她慢慢站起来温柔地对我说:

  “你想听我唱歌吗?”

  我说:“当然,那还用说。”

  于是,她接连给我唱了好几首歌,唱的全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旋律是那样优美、抒情、动听。尤其通过她甜润的嗓音、清晰的吐词、准确的节奏唱出,听得我既惊讶又感动。惊讶是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她会唱歌,感动是因为她唱得是如此之好。当然,更令我感动的还在后头。听她唱完以后,我问她:

  “既然你的歌唱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参加学校的宣传队?”

  她回答我:“我对宣传队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参加。实际上,刘富乐(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找我谈过话,要我参加学校的歌唱队,但我拒绝了。”尽管我对她的回答非常高兴,并暗自佩服她竟然有如此之高的思想觉悟,觉得此时的王雅玲真是太可爱了,但我还是——也许是带有考验性质地——故意问她:

  “为什么要拒绝呢?美好的东西就不应该拒绝,应该与大家来分享才对。”

  结果她马上接上话说:“我不想让大家来分享我的歌声,要是你真的认为我唱得好,并且喜欢我唱歌的话,我倒是愿意专为你唱,只为你一个人而唱。”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动、激动得不行,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在心头一劲儿地反复:“多好的人!多么善良的姑娘啊!我的天!”

  从此以后,那自然就成了一个惯例:每个星期天我几乎都是在王雅玲家度过的。她为我做饭,为我唱歌,给我讲他们北方的故事、老家的趣闻。午饭仍是那么丰盛,吃得仍是那么漫长、静静悄悄、无声无息,歌却越唱越动听,越听越悦耳。那些个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那是一个个被美食、美境、美情、美声所环拥、所浸润的生命的节日,是一段段泼满了葡萄酒香、散发出幻美醉意的青春诗意时刻。

  按理说,一个男生星期天到一个女生家做客,吃顿饭,听支歌,这是太正常、太自然不过,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担惊受怕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举动带给我的感受却是异常矛盾与复杂。我觉得我的生活与我的同学比起来,更具有一种双重、另类、“反常”的性质。一方面,我把它视为一种天赐恩宠、伊甸美景,是一种人间最应该经历的生活的幸福;另一方面,我又把它看成一种极不道德、极不体面的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情感流露,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非事业、非英雄、非无产阶级式的欲望表达。因为这种做法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符,与家长和老师所要求的相背,更是与整个社会所提倡、所弘扬的那种东西相抵牾,所以,每次到王雅玲那儿去,除了感受到幸福、美好,同时也感受到心虚,感受到罪责,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情,做一件羞于告人、恐于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周末,王雅玲在学校吃过晚饭来我家,然后我把她送回8815。这次我们走的路线不是里仁街→张公桥→新村→8815,而是里仁街→北门桥→焊管厂→8815。这条路可能要近些,但要爬坡过坎儿走很长一段山路,所以非常难走。出门时,天还是晴的,但刚走到北门桥,一下子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狂风大作,发出一阵阵呼啸,吹得路两边的桉树东倒西歪,大幅度摇摆,摇摆得很夸张,只听得粗大的雨点子打在路面上噼噼啪啪直响,脚下到处跳的都是飞溅的水沫。天色骤然阴沉而阴森,放眼望去,四下里渺无人迹。除了风,除了雨,除了昏暗的天光、萧瑟的气象,仿佛世界上就仅有这两个正在淋雨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由于当时在大路上,雨来得太突然,一时没地方躲雨,所以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淋成了落汤鸡。不仅被雨水灌得睁不开眼睛,而且被风吹得周身发冷,不停地打寒噤。于是,我提议:“我们快跑,或先找个地方躲躲雨吧?”可这时的王雅玲表现出了一种让我惊讶与感动的潇洒和大气,她对我说:“不跑,无所谓,就这样,很好!”

  她本来走在我右边,这时,她靠近我,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与她一起肩挨着肩漫步在大雨中。尽管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双脚,风吹得我们的背脊发冷,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温暖、甜蜜、幸福。我们就这样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淋着、走着……一直走到焊管厂后面的山坡。山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好像是一个破旧的工具棚。爬上山坡,雨仍然很大,这时天已经快黑了。由于起风,四周更显一片萧瑟与苍茫,尽管与王雅玲在一起,但仍使人感到有一种凄风苦雨的味道。我对王雅玲说:“我们休息一下吧,等雨小一些再走。”这次王雅玲没有反对。于是,我们走近那间工棚,背紧紧贴着墙,并排站立在工棚的屋檐下。一动不动,一直就这么站着,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双方都把目光望向远方,眼睛盯着天空早已昏暗的尽头。

  当雨逐渐变小,几近停住时,我们才开始重新上路。

  那天晚上我都是在王雅玲的寝室里度过的。开初,我们一起坐在她那个房间聊天。由于她和她妹妹同住一室,房间里左右靠墙各摆了一张床(有点像今天的标准间)。两张床之间紧挨着窗的地方放了一张漆成金黄色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个小书架(或类似小书架样子的木架子),前面有一把靠背木椅。我们聊天时,她坐在木椅上,我坐在右边她的床上,始终保持着一人宽的距离。至于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我们聊天时窗外一阵阵吹过的风声和雨水落在地上的“滴答”声。尽管有这种风声和雨声,但我还是感觉世界静到了极致,静到了尽头。尤其是夜愈深,这种静给我的体验愈是终生难忘,可以说前所未现,后不再有。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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