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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就开始构思蓝图,琢磨这小阁楼怎么个搭法,比如:面积建多大?栏杆整成什么样式?楼梯开在哪里?怎么个开法?大致需要些什么家具、摆设?并且还考虑到了,一定要在东墙开个小窗(姑且当作“天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不带天窗的阁楼还不是真正的阁楼,只能算是阁楼的“残疾”类型,只有加上天窗,阁楼才臻完美。因为太喜欢阁楼,所以对阁楼的创意和构思就特别投入,特别倾情,结果,乒乒乓乓,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工夫,一整套关于小楼的施工方案就在脑子里酝酿成型了。

  当我头脑发热劲儿过去,冷静下来一想,不对,对于小阁楼工程来说,创意又算什么?还有更难办、更棘手的事情在后头呢。仅仅有想法,无异于纸上谈兵、画饼充饥,而真正的问题还没有涉及皮毛。比如法规手续问题,资金问题,备料、施工方面的问题通通被我丢在了一边。一想到这些就难免有些泄气,因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并且有些事情明摆着超出了我的能力。至于法规手续问题还好说,大不了我不给有关部门打招呼,自己悄悄搭,所谓先斩后奏,管它的,先弄成个既成事实。到时候,即使有关方面知道了,也不好说什么,最多补办点手续,缴点罚金之类。(因为房子是公房,按理说,私搭小楼肯定是不被允许的,房管所多半也不会同意。)但资金财政方面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虽然高中生一个,也不懂什么土木工程预算,但根据常识我也知道,要搭建一个这样规模的小楼(尽管只有10平方米左右),至少也得花上100多元吧。100多元,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得有点吓人。那相当于当时一般工薪阶层三个月的工资。就我们家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如何都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即使有钱,也未必能得到大人的同意。对我一个刚读高一的学生来说,那就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去哪里买木料的问题。要知道,当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木料是政府垄断,需要内控、特批,自由市场是令行禁止的。

  也就是说,尽管我野心勃勃,构思精妙,但根据当时的条件,小阁楼只是一个设想,甚至是一个幻想,一个梦。

  但这梦在我心中又梦得太厉害了一点,几乎时刻不息,须臾不停,整个人整天都在围着它打转,对憧憬中的小阁楼的渴望可以说成了我那段时间的一种心病。

  我相信,世界上的好多事情都事在人为,我们心中的梦,如果梦到了家,梦到了极致,那这梦就多半会有实现的那一天,或至少可以无限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梦的无限接近就可以认同于梦的实现。

  小阁楼成了我的心病,看来一日不建,长期拖着,这病就难以消除。于是,我几乎整天都在想:怎么办?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们班黄小宁的母亲不是在物资局专门负责木材特批吗?能否通过这层关系买到官价的木材呢?我是黄小宁家的常客,他母亲对我也熟悉。接下来,我把这一想法对黄小宁讲了,叫他回去问一下他妈,这事有没有可能。答复是,可以,但量不能太大,而且要提前打招呼。显然,这两点对我都不是问题,因为拟建的小楼面积不大,我想大约一方木材就足够。

  既然木材的问题有着落,现在唯一剩下来的就是钱的问题。那么,钱从何而来?首先,抢银行的可能性要排除(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其次,去跟别人借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不好意思,另一方面确实无人可借),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去挣。看来,只有这条路可走。由于我是学生,所谓挣,也就只能通过打临工的方式。但即使打临工,也并非一件易事。当时打临工非常艰难(不是活路本身艰难,而是找临工艰难,机会太少),我记得当时街上的“待业青年”多得完全可以用起坨坨、扭串串来形容,即使他们想要找个临工干,也要层层报批,通过很多程序,比如首先要居委会推荐,然后街道要政审,最后用工单位还要考核,可以说手续烦琐,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校生根本就没有做临工的资格,还不要说其他条件,比如年龄、体力方面的要求。但话又说回来,事在人为嘛,万事总有特例,有意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打临工的追求。为了梦中的小阁楼,我会竭尽全力,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你说世界上的事情怪不怪?有时候你很想但又觉得很难办的事,就有那么巧,说不定“哐当”一声,你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它就会突然掉到你面前。正当我想打临工想得发疯时,机会来了。1972年暑假,我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临工:在乐山气象台挖土石方,抬石头。这份工作是通过我们班白刚毅(通常我们把他最后一个字去掉,直接叫他“白刚”)的父亲找到的。负责这块工地施工的是他父亲的朋友,姓田,我们叫他田施工。田施工个头很矮,武大郎身材,四方脸,肤色黝黑,满脸的麻子,尽管大热天,头上仍戴顶鸭舌帽,我记得是呢子的质地,深蓝色的那种。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个头小,但身体显得很壮实,看上去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至今我对他的印象都很深。

  那时的施工可了不得,听起来和今天的董事长、总经理差不多,甚至还要牛掰。施工权力很大,既要管工程质量,又要管工程招工。我记得我们是通过田施工的关系直接去气象台做临工的,绕过了街道、居委会,也免去了推荐、政审、考核之类烦琐的程序。能够直接去气象台工作,我们觉得田施工很转,本事大极了,心头很是佩服,甚至觉得他是个伟人,尽管个头很矮。

  我们的工作是挖土石方,然后把打出来的石块、土渣搬到100米远的山坡上倒掉。挖土石的地方原来是个小山包,气象台准备在这儿建所新房子,所以要把这山包弄掉,把地基平整出来。我们一共四人干这活儿,除我和白刚外,还有两名女子,她们是气象台马台长的大小千金(马台长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能是“三八式”的南下干部)。姐姐叫马林,妹妹叫马丽。姐姐比妹妹高一些,瓜子脸,人也显得黑一点,瘦一点,梳的是披肩发;妹妹圆脸,白净,眼睛很大,嘴唇左上方长有一颗美人痣,扎两根又黑又粗齐腰的辫子,人看上去羞羞涩涩的,不爱说话,一说话脸就红。

  她们两姐妹能加入我们的队伍,肯定是由于马台长的关系,是她们爸和田施工沟通的结果,当然也是我们能去那儿工作的一个条件。挖土石方是一个重体力活儿,就是成年人干起来也未必吃得消,对我们来说,无疑就有些超负荷硬撑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照理说,如此超强度的体力活儿,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我们去干,但不知当时是怎么搞的,东拉西扯,稀里糊涂就硬让我们干上了,即使今天想起来,都是怪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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