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工作是计件性质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包(那年头,这种工作方式还不多见)。我记不得那座小山包的体积具体有多少立方,反正,我们四个人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弄完。白刚和我住得不远,他住营门口,我住米市巷。气象台在老霄顶附近的山上,从我们家到气象台却非常远,要过张公桥,爬新村坡。爬过新村长坡后,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黄家山脚下。黄家山到气象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记得要爬许多坡,过很多坎儿,几乎是“翻山越岭”才能到气象台。我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后才能回家。工作量名义上是派给我们四个人的,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我和白刚的身上,因为工作的强度太大(开土石方,主要是石方,抬石头),两个小女子根本用不上力,即使能用上力,也不忍心让她们掺和。所以,开石方、抬石头的差事我和白刚就包了。她们主要帮我们做些打杂、辅助性的工作,比如挖土、装筐、套绳、端茶、送水之类。另外,帮我们热饭。我们的午饭是从家里自己带去的,每天中午,马林、马丽就负责把它们拿到家里帮我们弄热。有好几次,她们的母亲也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吃饭,那应该是她们家中午做有好菜的时候。马林的母亲好像当时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剪一头短发,脸红扑扑的,眼睛里满是热情与善意。

  打石头、抬石头的活儿无比繁重,可以说是一种极限式的体力劳动。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你可想象这种劳动的严重后果,不筋疲力尽,肉跳嘴歪,脸体变形才怪呢。说起来人们也许不大相信,当时白刚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来说,对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可以说充满了一种心慕和渴求。当然,其中自然有要挣钱来搭小阁楼这一主要动机,除此之外,我确实有一种近乎受虐式的热望与冲动,想通过极端的方式,从意志和体魄两方面来锻炼自己,主动接受极限条件的考验。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说出来,你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谭。我当时的判断是:近几年内中国可能会出现大乱,新的革命、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说不定我辈的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重上什么山,经历打游击、二次长征、南征北战之类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从当时起就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甚至自己去创造机会来磨炼自己。我自然也把在气象台打石头的经历当成了这种磨炼的内容之一。以后还干过类似的磨炼,比如暴晒三天、高温煎熬、腊月冬游、徒步长走、饥饿训练之类。所以,在气象台干打石头的差事,尽管很累,但累中也有乐,甚至有兴奋与幸福,因为这是一举两得、三得,甚至多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干这活儿,我们不知肩上磨破过多少次皮,手上打起过多少次茧。我记得我们前后总共抬断了三根木杠,挑破了七八只箩筐,整断了好几根粗麻绳。还好,抬石头走的是下行路,从工地到扔石头的地方是一段大约百米远的缓坡,这样抬起来自然要轻松许多。即使如此,每天来回不计其数地抬下来,人肯定也会遭不住。今天想起来也觉得好玩,为了缓解抬石头的劳累,我和白刚专门发明了一套劳动号子。这号子不是一般喊的“嘿哟,嘿哟”,而是我们心念口谗的佳肴菜谱:“肉丝、肉片,鸡丁、猪肝,红烧肉、回锅肉。”每当马林两姐妹把筐给我们装好,我们把杠子往绳子中一穿,抬起身来迈开步子,我和白刚就会随着步子的节奏,条件反射式地喊起:“肉丝!肉片!鸡丁!猪肝!红烧肉!回锅肉!”号子嘹亮,在山谷间起伏回荡,余音延绵不绝。我记得每次我们喊“猪肝、肉片”时都会把那两姐妹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蹲在地上站不起来。她们越是笑,我们越起劲。就这样,繁重的工作,就在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巧妙利用中顺利地挺过去了。

  一个多月过去,我们终于等到了“红旗插到总统府”的那一天。当气象台的会计通知我们到财会室去领钱时(我记得,财会室在办公室的一楼,很大,空荡荡的,像一间教室),我们四个人齐刷刷地坐在一位中年女会计的面前,脸面红彤彤,眼睛亮闪闪,说什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那种幸福。结算的金额总共是:314.4元。钱是由我签名总领的,然后二一添作五,四人平分,一人分得78.6元。尽管这不是按劳分配,但我和白刚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挣得的最大一笔钱。钱揣在包里面,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在得知有临工干的那一天,我就向黄小宁提前打了招呼,叫他跟他妈讲买木材的事。国庆一过,他就叫我去新村的物资局找他妈,花了37元钱买了一方木材(当时的官价木材是37元一方)。我记得我是借了辆板车与白刚一起去拉的。那一方木材全是些2米长、15厘米见方的木头。之后,我一个人把它们拉到了“雪地”头的一个改木场,几乎全部改成了木板(楼板)。记得那时乐山的改木场还不多,每个改木场的生意很火,我是等了两三天才取回货来。

  铺阁楼的楼板算是有了,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搭楼用的梁怎么解决呢?因为所买的一方木材不可能用于横梁,用了,楼板显然就不够了。我只好另想他法。

  结果,天助我也。正当我犯愁的时候,偶然又有一个新发现:发现我家附近的关帝庙市场,星期天会有一些农民在那儿卖杉树条,不过,不经常,要碰。因为当时农民私自卖这种东西是非法的,他们只能偷偷地冒着被罚、被缴的危险拿到市场上来迅速脱手。于是,我每个星期天都去那儿守候、逗留,大睁着眼睛寻觅符合我尺寸要求的杉树条。经过了几个星期,好不容易才把我需要的五根杉条拼齐了(因为并不是每个星期去守望都会有收获,有时碰上的树条太细不适合用作横梁,所以完全有可能无功而返)。我还记得那些杉树条平均两三元钱一根,价钱并不是很贵,但花的时间不少。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开工了。这样大的工程,我一个人是无法胜任的。为了尽快实现阁楼梦,我找来了初中的同学郭新建帮忙(他也是我小学、初中期间最好的朋友,高中同年级,他在二班,我在四班)。我们先跑到商店去购置了一些必需的材料和简单的工具,比如铁钉、油漆、钻子、铁锤、锯子、刨子、戳子、墨斗之类,然后就开始画线、吊墨,悄悄摸摸地,但进度神速地干了起来。首先是在墙上打孔,然后把一根根的横梁安上去,最后是铺木板。

  工程只能在放学后(主要是夜间)和星期天进行。由于事先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所以就只能偷偷地干。更要命的是,我们楼下东边的院坝里就住着居委会主任黄大娘。我当时最担心的是被她发现了上来干涉,使我的阁楼梦中途流产,所以行动异常秘密,动作倍加小心,生怕让她老人家知道了。

  尽管天气已进入秋凉,但每天晚上我们都干得气喘吁吁,大汗如雨。阁楼的工程量本身对我们两个高中生来说就够大,并且我们以前从来就没有搭过楼,这就必然会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再加上不能让人知道,一切都必须要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就更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最后,通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小阁楼终于基本成形了。另外,我们在阁楼的北面还做了一排高约一米的木制栏杆,在我母亲那间屋、靠近厨房那面墙做了一个带扶手的木踏板楼梯。等把栏杆和楼梯做完,小阁楼就算基本完工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开天窗。所谓开天窗,就是在阁楼的东墙上打一个宽60厘米、高约一米的带拱的洞,然后做一扇窗子。这工作肯定是小阁楼的点睛之笔,但恐怕也是整个工程中最棘手,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环节。墙是用少量水泥、大量石灰和沙子夯实而成的,有二三十厘米厚,打起洞来肯定具有相当的难度。当然,最要命的还不在这里,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是,墙外面紧挨着人行过道(即使晚上,来往行人也很多),是楼上人家出门上街的必经之路,还有(前面已经提过了)路旁边的院子里就住着居委会主任黄大娘,这就意味着在打墙洞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一点沙石都不能掉到下面去。一是害怕掉下去的东西砸伤过路的行人,二是怕掉落的东西惊动黄大娘,所以必须小心又小心。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