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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殊论的“分道扬镳”

  中国特殊论的“分道扬镳”

  与“文明一元论”截然相反的是历史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全球的现代性模式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道理可讲。

  与极端自由主义用“普世价值”代替“中国价值”相反的是,中国的历史主义者有一种将“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人为对立的预设。似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中国的“好”一定要与西方的“好”对着干。的确,西方现代性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既有内含普世文明的启蒙价值,也有野蛮扩张的国家理性。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然不能被西方所垄断,它是各种高级文明共同参与的结果,但也绝非与西方全然无关。问题的关键在于汲取何种西方文明: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还是野蛮扩张的国家理性?中国的历史主义者与子安宣邦、酒井直树这些日本左派学者不同,他们批评西方的炮火,不是瞄准以富强为导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这方面,反而令他们惊羡不已——而是直指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于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讨伐变成一个有选择的逆向扬弃:抛弃制约人类狂妄自大的文明价值,而独独留下了最可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中国的历史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上,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对“他者”来说也同样有价值。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依归。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实行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要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等问题。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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