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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神教到多神教的世界历史

  从一神教到多神教的世界历史

  在2012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年会上,秋风教授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命题,这是一个好命题,但也颇有争论。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

  在全球化出现之前,没有统一的世界历史,只有各文明的历史。在最早的轴心文明时代,欧亚大陆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只是区域性的文明,相互之间虽然有影响,但整个地球并没有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一直到1500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帝国对亚、非、拉美和大洋洲的发现、移民和征服,特别是工业革命打垮了各国的地方手工业,缔造了全球经济贸易共同体,西方文明通过价廉物美的货物、虔诚的传教士和无坚不摧的军舰大炮征服了整个世界,一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才真正上演。

  从历史学家的书写到各国历史教科书,至今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历史,乃是以大西洋文明为核心所展开的历史,其背后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历史是有终极目标的,向着一个确定的时间终点展开和发展。这是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一元线性的欧洲历史观,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东方的历史观都是循环或轮回的。基督教的末世论相信人类的历史最后将出现末日审判的弥赛亚时刻,基督重返人间,代表上帝在人间实现普遍的正义,一切善恶是非都得以清算。这一基督教的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中得以世俗化,转型为向善的历史进步主义。而深受基督教文明和启蒙运动浸润的黑格尔,将上帝的意志变异为理性的绝对精神,它在现实世界体现为一种世界精神。人类的历史有自身的目的,向着世界精神的最终实现而展开。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是人类的本体。这种世界精神与神圣的精神,即绝对精神保持一致。个别民族的特殊精神也许会没落,但由于它是‘世界精神’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因此这种普遍精神就不能消失。民族精神是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普遍精神。”

  黑格尔将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精神历史性展开的整体,具有世界精神的民族(不是所有的民族)将通过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逐次体现普遍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在东方升起,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然后一路向西来到欧洲,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则是它的青壮年,最后世界精神的太阳降落于日耳曼民族,实现自由的终极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欧洲历史观,乃是一神教的一元化世界。在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意志(无论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世界精神)在东、西方游荡。而所谓某个时刻的出现,乃是说在这个一元论的世界历史中,担负着绝对精神使命的某个世界民族的出场,于是15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曾经有过西班牙时刻、荷兰时刻、英国时刻和美国时刻,也有过失败了的德国时刻。那么,所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最后时刻将不再像福山所说的终结于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的胜利,而是终结于中国的重新崛起呢?到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登场,世界精神将重新回到东方,匍匐于中国文明的长城脚下吗?

  但是以这样美好而诱人的前景理解“中国时刻”的出现,首先不符合黑格尔的原意。在黑格尔看来,文明的死而复生,像神秘的不死鸟,通过凤凰涅槃再现辉煌,产生新的生命,这只是东方的思想;对于西方的观念来说,整个世界历史是不可逆的,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个承担了世界精神的民族,虽然也会衰亡,焚毁自己,但不可能死而复生,只能将世界精神的火炬传承给下一个世界民族。处于19世纪的黑格尔虽然认为世界精神已经落在普鲁士国家身上,但他也预感到20世纪的美国将接棒:“美洲是明日的国土,未来的时代将在那里实现,世界历史也将会在美洲实现。”的确,美国充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霸主,承担着世界精神,但是当21世纪来临,美国时刻即将终结、所谓的“中国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真的有“中国时刻”出现,它将终结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黑格尔式的一元论世界历史本身。“中国时刻”在世界历史中的出现,首先改变的将是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世界精神依然存在,但它不再以某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展现自己,而是以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和超越轴心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那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普世的现代性文明。这一文明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世界精神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世界精神既不终结于西方,也不是以循环或轮回的方式重返东方,而是在多种轴心文明和多极世界帝国的平行共处之中。

  于是,一段新的世界历史即将展开,将从一元性文明的线性发展转型为多元文明的空间并存。21世纪的世界,在各大帝国的力量和文明的均势之下,将重新回到一个多元的轴心文明时代,即所谓“后轴心文明”时代。世界历史将既不会以西方为中心,也不会以中国为中心,而将从一元的世界精神走向多元的文明和谐,从时间性的世界历史走向空间性的比较文明。

  以往两个世纪的世界,其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体。大西洋的两岸,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都是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世界,大西洋的秩序乃是一神教文明的秩序。而正在形成的太平洋共同体和欧亚大陆共同体,并存着不同的轴心文明。欧洲衰落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权力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国(Chimerica)的出现,正是这一太平洋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体,乃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非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一种对流风,甚至八面来风,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共享这个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轴心文明时代。

  一神教的文明与多神教的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相信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上帝,其他的神皆是魔鬼的化身,因而上帝的意志是唯一的、绝对的,世界历史的本质乃是上帝与魔鬼、正义与邪恶斗争的过程。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绝对意志经过人文的洗礼,世俗化为普世的绝对价值,而这一普世的绝对价值在黑格尔那里被演绎为统一的世界精神。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世界的绝对精神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客观形态,世界精神之实现,最后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担当了世界使命、能够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帝国。但迄今为止的帝国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级贸易、等级金融和等级权力的世界秩序,19世纪英国主宰下的世界是如此,20世纪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

  何种中国时刻呢?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应该是改变这种一神教世界历史的时刻,让整个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贸易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继续生存,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寻求平等的合作与共处。如果说一神教相信的是神正论之下的普遍一元秩序,那么多神教追求的就是各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多元和谐。中国儒家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将为世界的多神教新秩序之建立提供重要的东方智慧。在传统中国文明的天下观之中,不是只有一种宗教、一个神灵,而是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一个众神狂欢、生机勃勃的和谐世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味着一个君子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可以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神灵所组成的大家族,既承认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性,又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之道,即在共享的那些价值基础之上,相互融合,互补短长,构成一个有机的众神共同体。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一样,都没有一神的宗教,在远古的历史当中充满着神话传说。神话世界是一个众神和谐的世界,从神话中衍化出来的哲学,也是一种充满了和谐精神的智慧。

  以中国的天下智慧,来重新构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将是一个可欲的方向。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让西方人有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热情,却缺乏尊重异教的神祇、与别的文明和平共处的经验。而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上则是霸王道杂之。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都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为例,它虽然由满族统治,却是一个政治相当成熟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以中原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东北森林地带的满族,还有南方山地的各少数民族。宗教形态也相当多元,儒、道、佛、回并存。清朝以“多元一体”的方式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域整合进来,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帝国王权,在汉民族这里被称为皇帝,在游牧民族那里被奉为草原各部落的共主大可汗,而在藏族那里又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区域以儒教治国,在蒙、藏民族那里遵奉藏传佛教。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清朝维持了将近300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朝可能不会迅速灭亡。

  中国文明的这些历史性经验刚好可以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不是仅仅参与现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国的智慧重新定义世界历史,改变世界秩序的时刻。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顿因此认为未来的世界战争将以文明冲突为轴心。但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

  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可通约,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谐。而和谐的基础,乃是在各种文明之上,有近代启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普世文明居于各轴心文明之上,既是对轴心文明也是对国家理性的制约。“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的理解和在何为优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迄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是理念形态方面的,而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约束性建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而哈贝马斯设想过全球的公共领域,还有《帝国》一书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杂众”共同体等等,迄今为止都是乌托邦,还没有落实为现实的建制。因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国因此得以总是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随着未来多元文明的格局来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怎样建立一个有效的超国家国际机制,以维护“多元一体”的和平秩序。

  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欧洲和北美经过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扩张性的国家主义得到了抑制,欧美在现代文明价值和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得以整合,而“冷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又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一神教的大西洋文明实现了长久的稳定秩序。相形之下,东太平洋地区迄今为止依然不太平,潜伏着局部战争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将21世纪的新亚洲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老欧洲:“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布热津斯基的担忧不无理由。东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遍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多国之间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文明像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中东地区一样复杂:东亚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态的日本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菲律宾的天主教文明……各种轴心文明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业已内在化,它们与国家利益相纠缠,同样潜伏着文明冲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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