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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清政府,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文明。西方的现代文明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力,第二个内容是前面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新政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制度在不断变革。制度的变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这要看变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变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运行能力,那么这种变革就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只要是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目标,都可以往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从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问题、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那么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呢?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落后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虽然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势,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当时只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用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用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遵行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会强调西方人自由文明的一面,而新左派会更多地批评西方人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世界发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地以强权的方式、用野蛮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性,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家为文明国,所谓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之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国内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作者也是用这套逻辑,将美国看作最主要的外敌,认为中国现在不用再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这本书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却是西方在东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青出于蓝却不如蓝。为什么呢?因为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一面的制约,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讲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了美国,建立了全球霸权,中国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们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们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国抛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近代文明,学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精神,即使中国能统治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而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深刻,大意是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中国是一片乱象,整个儿是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天下就是谁的。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早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用人方面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做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那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果然年轻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坏的政治传统,从袁世凯到他的反对者孙中山,皆迷信权势,殊途同归。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到处与地方军阀联络,再同日本谈判,希望借助内外军阀的势力重整革命。不管是独裁者还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力。孙中山一直到“五四运动”胜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不靠武力,凭借现代的文明观念,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力,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则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的社会现状,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此外还有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都成为杀人主义。

  100年之后,我们重读杜亚泉的话,依然能触动心弦。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以为市场经济会给人带来自由,带来现代的民主政治。很少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条最坏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背后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炫目的富强、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正如章太炎所说,历史进化当中,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社会在富强的同时,也蜕变为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隔绝、缺乏有机联系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奋斗,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厮杀。要避免出现竞争的无序化,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的威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还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清醒,也看出这个社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种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只能做犬儒,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从民国初年以来的社会便是这个样子,而且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衣、吃饭,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这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非常有影响。老百姓普遍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有钱才有尊严,今天看一个人有没有尊严,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有没有知识、精神上是不是高尚,重要的是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房,这些都是你出去之后是否会受尊重的标志,这被称为消费主义,你消费得越多,越过高碳生活,你越是有身份、受到尊重。它和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而伦理的、精神的东西,核心价值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这曾经是中国的历史,不幸的是,这样的历史今天又在重演,而且以一种变本加厉、极端的方式在重演。中国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今天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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