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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文明准备的大国崛起

  缺乏文明准备的大国崛起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b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该如何保证和平崛起,避免19世纪的欧洲从富强走向扩张的历史悲剧?

  雅克在书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最终将成为其全球霸权的根基。”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2009年年末在清华大学演讲,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指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domination)与霸权(hegemony)。支配权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那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是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时,情况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雅克在书中罗列了美国称霸的各种特征,其中将近一半属于文化的软实力,比如“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美国价值观”、“美国历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以文明冲突理论享誉世界的塞缪尔·亨廷顿说过:“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在他看来,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宗教,在文明争霸战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即巨无霸汉堡包)。“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多么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100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如此评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赢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以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相比肩的人物,在当今中国也寥若晨星。中国曾经是世界轴心文明大国,后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被整体性解构,分解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肌体,各种思想传统犹如在空中随处飘荡的孤魂,无法形成有系统的文明整体。自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爱国狂潮达到巅峰。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迄今为止一直是抽象而空洞的种族符号,缺乏内在的、有深度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内涵,不得不通过制造敌人、划清敌我这样的外在方式自我确证,一旦失去了对立的“他者”,“我们”便成为相互孤立、彼此竞争的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个人。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之缺失,使得中国无法形成有机的、拥有公共文化的民族整体。族群紧张、地方认同与阶层冲突削弱了文明得以存在的共同体基础。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裕,另一方面是精神灵魂的相对虚空,伦理实用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中国人陷于普遍的价值失落与认同迷失之中。

  雅克之所以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世界,乃是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他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乃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20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雅克的兴趣当然不在从学理上探讨中国为何是一个文明国家,他只是想借助“中国是文明国家”这一已成过去时的史实,试图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进而论证将有一个另类现代性的“中国模式”诞生。雅克对中国文明的情感与热爱无可厚非,然而中国的崛起与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至今依然是一个没有被破解的谜。即使存在着内在关联,是否足以构成一个对现有文明模式挑战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长时段的历史来验证。历史无法决定未来,“事实”也推论不出“应当”,除非相信某种历史命定论,“可欲的”中国未来跳不出“历史的”如来佛掌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再次崛起,让哈佛学者傅高义惊呼“日本第一”,赶紧论证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然而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第一”的历史回声如今听来颇具讽刺意味。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有关“儒家资本主义模式”的讨论也不绝于耳,但到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这些声音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中国紧随东亚诸邻强劲崛起,今日的富强与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纠葛?是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荣的看不见之推手,是否也有可能成为妨碍持续发展的隐匿杀手?这些隐藏在暗礁深处的历史之谜,无法用统计学的计量方式窥得,只能以审慎的姿态耐心观察。历史的理性如此诡秘,多数智者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为抢头功常常将短期现象误认为长期趋势。雅克为自己的书取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我很担心他会步傅高义的后尘。

  欢呼“中国新世纪”到来的,不仅有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马丁·雅克,还有国内很多新左派或国家主义者的各界人士。在他们笔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经验”到今天可以断案为追求“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国模式”,成为与普世价值分道扬镳的另类现代性。听上去似乎是一种“新冷战”思维。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来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峙,但这两种“主义”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早已打成一片,于是东西方的冲突,被表述为一场新的文明争霸战。争霸战的第一回合发生在世纪之交,那是“文化”与“文明”的对抗。如同19世纪曾经在德国思想界出现过的那样,“中国特色”的爱好者们试图证明中国文化是独特的,可以独立于全球文明之外。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大救星,这些人觉得将西方视作普世文明、中国只是“有特色”的另类特殊性这样的说法明显亏大了,而且特殊性的“他者”的存在,反而更巩固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于是他们宣布中国将从特殊性的“文化”上升到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普世“文明”,文明争霸战的第二幕就此拉开,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正是第二幕中重要的开场白。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而应该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走自己的道路。将普世文明简单地化约为西方价值,这是经常掐架的左右两极斗士的偷懒思路,早已被国内外大多数有识之士所摒弃。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观点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认为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10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的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也发生了内在的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的。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验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签订认可,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当然,如何理解这些核心价值、如何对各种价值实践的优先性排序做出自己的选择,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国家可以有自己多样性的历史实践,但任何模式的现代性试验都不可能使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发生重大的偏离,形成颠覆性的挑战。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对性为借口,试图以“另类现代性”争夺全球霸权而最终自掘坟墓,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战普世文明的底线;相反,积极展开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这才是赢得文明主导权的不二法门。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500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取代老霸主成为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但问题不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元朝末年,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于称霸,问计于谋士朱升,朱升献计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机遇与危机并存,切莫上了马丁·雅克过于热心的当,最审慎的态度莫过于“广积粮,不称王”。这个“粮”,便是与世界主流价值接轨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至于能否称王,天命不可违,还是让上帝去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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