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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反动的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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