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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唯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着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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