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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生偶记

  馀生偶记

  ——《寻找家园》跋

  我的老家高淳,三湖环绕,可称水乡泽国。我家住在大河边,河上有一七孔石桥,桥上石栏约半人高,厚度像平衡木。栏柱上有石狮,隔三步一个。家家父母,都不许小孩爬上栏杆。栏杆下临奔河,有几丈高,跌下去没命。我小时候,爱瞒着家里,在桥栏上行走。先是平举双手,慢慢地走,后来就能跑了。跳过一个一个的石狮,从这边跑到那边,再从另一边跑回来。一年四季,以此为乐。最是冬天,水落石出,桥愈高,险愈甚,我乐愈大。

  一个冬天的晚上,月白霜浓,我精神特好,不想做作业,偷偷溜去跑桥。跑到桥顶,突然滑倒,从栏杆上摔了下来。恰巧摔在桥面一边,膝盖手掌都破了,血透棉裤。事情暴露,被大人狠狠责打了一顿。很久以后,母亲还唠叨这事,说菩萨保佑你,捡到了一条性命。我想想,也不免后怕。

  小时候除了跑桥,还喜欢游泳。和渔民的孩子一起,于水深流急处,玩潜水找铜板。一日,逃学到湖边,偷得一小船,划到湖中游玩。阳光灿烂,水平如镜,远处白帆点点,高兴得大叫。脱光衣服,翻身入水,恣意地扑腾。见船已漂远,急去追赶,突觉身上有物。是一条很细的绳子,上有铁钩,为渔民们布放的渔具(水面上有警告浮标,我没看见)。这东西一排排拉过去,有好几里长,若被缠住,鱼都难逃。也许是本能,生死关头特别清醒。我立即停止动作,弄清了来龙去脉,慢慢地拨开铁钩,慢慢从绳套滑脱,慢慢地游到了浮标以外,才划水追船。上得船来,已累得半死。没力气划桨,躺着任其漂流。迷糊多时,才知道后怕。

  吾乡东门城外,为东晋古丛林遗址。庙已不存,唯留两塔,一名文星,一名赤乌。塔上长满杂草,塔下藤蔓牵缠,一派荒凉无人问。那年有老鹰两只,在文星塔顶做窝。小鹰出世,想要捉来饲养。沿着嘎嘎发响的木梯,掠开聚满尘埃的蛛网,小心盘旋而上,到第七层,顶着风,爬出窗外。忽听得脚下咔咔几声,以为塔要倒了,一下子仰进窗里,连滚带爬下来,逃到外面。喘未定,回望塔顶,依然风摇乱草。檐铃叮叮,小鹰啾啾,什么事也没。想重新再上,天已黑,只得暂且回家。做了个笼子,又抓了些小鱼养着。次日再去时,塔下挤着一大堆人,说有个孩子上塔去抓小老鹰,檐角断裂,跌下来摔死了。父母正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敢挤进去看,只是后怕。

  “反右”前不久,甘肃省文联安排我到甘南藏区森林草原地带“体验生活”。当地政府派了一个懂藏语的汉人给我做向导和翻译,带着我深入牧区,游转了一阵。骑马、打猎、睡帐篷、喝奶茶、听民歌……为时三周。回到兰州,听说甘南发生了“叛乱”。各地藏人同时突然起事,杀死了那里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汉人。那时间,正好是我离开后的第二天。想那时人家在暗中准备起事,极紧张。对我笑脸相迎,而我懵然无知,不免后怕。

  “文革”时,我在敦煌莫高窟,作为“牛鬼蛇神”,得到“从宽处理”。工资降三级,但没戴回“帽子”,算是被“解放”了。宣布那天,没有便车,为了让妻子尽早知道好消息,抄近路走老君庙,步行穿过沙漠戈壁,到敦煌城里去看她。天黑下来时,迷了路。在七高八低的红柳墩和流沙没踝的芦草滩里走了一通夜。天亮了才找到路。到了家才知道,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我没碰上,纯属偶然。

  敦煌的北面,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人骁勇善战,直到1954年,才通过谈判,和平解放。所以他们那里没有“国庆”,只有“县庆”。1964年他们隆重庆祝县庆十周年时,我正在敦煌,和研究所里十几个同事一起,应邀去做客,热闹了几天。草原上搭着大帐篷,牧民们从四处迁来,环绕大帐篷搭着许多小帐篷。在大帐篷里盛宴、歌舞、赛马摔跤,丰富多彩。1973年我在酒泉,他们筹备二十年大庆,请我去画宣传画,又去了一趟。这次是到县城,一个杂乱的小镇。到处灰蒙蒙的,气氛忧郁。机关里大都是汉人,军代表袁政委,阴沉粗暴,如太上皇。县委宣传部长木斯托发,是原先的头人,据说打枪百发百中,杀人很随便。和平解放后,当了自治县的县长,穿汉族服装,学讲汉族语言。“文革”中被打倒,成了“反革命”。进山猎得五只猞猁,剥了五张皮献给袁政委,又成了宣传部长。那次我去,他负责接待。亲自陪着我,到牧区转了一趟。

  哈萨克人剽悍魁伟,肤色红黑,浓眉毛,大颧骨,高鼻深目。目光之阴沉粗暴,顾盼之王者气象,不亚于军代表袁政委,我喜欢。男女皆穿着马靴,服装头巾,多为红黑,若警戒色,桀骜不驯,我也喜欢。我同样喜欢他们的用品,皮马靴牛角刀柄、银锡壶毡布阿雅卡……都做工精细,镶嵌或刺绣着美丽的图案。而扫帚,却是一只山鹰的翅膀,毫无加工,自然天成。

  阿克塞草原,不同于甘南、青海的草原,更不同于蒙古草原,谈不上“风吹草低见牛羊”。草短而稀疏,大野空阔,骑马走一整天,还像在老地方。待望见一个帐篷了,就有猛犬四五只,小牛般大,远远奔跑过来,绕着马蹄狂吠,穷凶极恶。主人热情,献奶茶毕,立即架上大铜锅,拉来一只肥羊,当面宰了剥了,卸成几大块下锅。待肉半熟,即银壶洗手,随意割食。据说这是他们最隆重的待客之道。其间天已全黑,放牧的人都回来了,悉皆彪形大汉、健壮妇人。男人席地围炉,同我们一起吃喝。女人们添酒倒茶,在背后来去。酒盛在一个大碗里,轮流喝。

  通常这种场合,必有喧哗,必有大笑,必有歌。默默吃喝,有异常之感。木斯托发用哈萨克语同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但鉴貌辨声,也知道他们不快乐。没人理睬我,也没人正眼看我。看我都是斜睨,鹰视狼顾,目光里有一种敌意。酒愈喝愈多,眼白愈来愈红,敌意也愈来愈明显。我觉得,它正与炉火一同跳跃,同帐篷上的阴影一同跳跃,同那些在阴影里靠着的沉重步枪一同跳跃。直到一觉醒来,第二天骑在马上,还觉得太阳穴里,存留着那个跳跃。

  所到之处,大抵如是。回到县招待所,许多汉族干部来玩儿,都说我此行等于玩命。说他们热情招待的是木斯托发,不是我。如果不是木斯托发带我去的,我很可能就回不来了。讲了许多故事,我越听越后怕。

  后怕之余,唯有庆幸。现在身在异国,扑面征尘。世路之崎岖,人心之诡异,不异当时。而能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并且仍能写作,我感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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