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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到场和理性到场

  陈虻: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理性到场。

  在首届国际纪录片研讨会期间,陈虻和一位年青的中国女学者、上海复旦大学吕新雨老师有一段对话。

  吕新雨在谈到非虚构的纪录片和虚构的故事片区别的时候说:

  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唤起我们的理性到场。它不是让你仅仅进入一种本能的感官享受,不是诉诸人的非理性,相反,它让你的理性到场,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你的心灵和创作者的心灵对话,唤起你的理性介入,这是纪录片的观众和故事片的观众观看心理上的本质区别。

  听到这番话,陈虻的感觉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日后他根据电视收视与电影观赏状态的不同,开始了以“感性愉悦”和“理性交流”为起点的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思考。他说:

  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最需要考虑的差异在哪儿呢?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观赏状态,也就是观赏环境、观赏方式不同。电影记录片是把人关进黑屋子里,买票进去出不来了,怎么都得看完。你舍得花几十块钱买票到电影院,肯定有理性到场的心理准备。而电视纪录片的播放环节脱离了电影院,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屏幕小了,但是看的时候更随机了,因此电视纪录片的观众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观赏环境一变,给电视纪录片,同样用影像方式表述社会的这样一种样态的品种,提出了新的问题。

  电视纪录片观众是没有做到理性到场,没有做好这种接受深刻的心理准备。所以,电视纪录片需要戏剧性的东西,它就需要更刺激的、更直观的、更有悬念的这样的东西,来通过感性到场,达到理性到场。

  电视的观赏状态决定了节目的构成。而这个节目的构成,我认为电视纪录片需要商业化的元素。电视首先是在家里摆放的,人们生活娱乐的工具,它是不花钱的,随便看的,想看什么看什么的,这样决定了它是高端技术、低端产品,大众消费的。

  综上所述,陈虻说:我的观点是什么?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如果达不到理性到场,就达不到利用电视播放纪录片的目的。它就是娱乐。陈虻更看重纪录片以及纪录影像的思想价值可见一斑。

  纪录片属于非虚构作品,新闻也是非虚构的,那么新闻和纪录片有何区别?

  陈虻说:纪录片介入的方式和新闻介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先不说舆论环境的问题。咱就说抽象的,在真空模式里讨论。新闻的介入可能更希望的是把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回事说清楚。而纪录片的介入,可能需要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事件有个人的思想或者理念,或者是媒体的思想或者理念。总之,他对待这个事件,不再是简单的传播,而应该有对事件的认识,有一种思考。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非新闻化的,而是记录化的。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拍一个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其实拍新闻,确实也可以用记录的方式表现。但是不一定表现在追求新闻的第一落点,即新闻的时效。可以追踪新闻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比如说现在的足球黑哨事件,不是今天采访,明天就播出,那是《新闻联播》的任务。可以沉淀很长时间,在一个适当时候,在中国足协或者中国司法介入以后的时段,推出新闻性的纪录片节目,如果谁能够拍得好,也会有很高的收视率。《生活空间》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误区,都去拍老百姓,都拍非主流事件。其实有些主流事件,主流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我们记录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介入。

  2001年1月陈虻就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以后,对纪录片与新闻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知和思考,他多次提出“新闻”才是纪录片的主要题材。他一直鼓励从《生活空间》分支出的两个栏目《社会记录》和《纪事》,尤其《社会记录》在选题上要介入新闻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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