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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的态度(一)

  陈虻:《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生活空间》究竟是如何创新的?开拓了怎样的一块“新闻盲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多家媒体的记者采访过陈虻,他们的报道在报纸、杂志上刊发,在电台、电视台还有网站上播出。从已经收集到的文本看,中央电视台孙金岭、《南方周末》刘天时所作的访谈更深入、更全面一些。综合整理这两次采访的提问,可以得到陈虻对这些问题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答案。

  问:《生活空间》的标版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选题和讲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随这个定位和理想,还是有过一些调整?

  陈虻:是有调整的。1993年到1994年,在这一阶段我们走的还基本是“人文教化”的路子,但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了生活,关注和接近个人的,但有些脱离时代,有些忽视时代的特色。199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这个提法是针对我在1994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会上的讲话而言的,那时候我们给《生活空间》的定位是“体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发现这种人文教化的东西,已经开始了一种重复。因为在拍摄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在这个普通人的身上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升华起来无非就是人生的哲理、生存的哲学,拍张大爷和拍李大妈虽然生活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但结论却是一样的。由此我忽然有了一种危机感:其实我们对生活态度和生活哲理的认识是有限的,尽管它所承载的人和生活不一样,但是它最终表达和传递出来的东西是相通的或者相似的,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只不过是越做越精致,从这个人身上换到那个人身上而已。这个栏目再这么做下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在我们讲述了上千个故事以后,我们的这些“道理”正在逐步演化成一种抽象的僵化的教条。

  于是我经过思考,提出一个新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为什么要转向记录历史呢?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每个人的生存当中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会的观念、社会的道德、社会的伦理、社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又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风貌。

  问:你说你们在完成一部影像历史,能够做到吗?

  陈虻:能。记录历史是有多个角度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而我们是从小人物的角度去记录历史,从普通人的角度记录历史。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历史,每个人的生活、思想受时代的影响和局限,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同样反映着这个时代,这就是哲学课上说的“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而且关键在于,我们所选择、所拍摄的生活、人物是否能够真正地体现时代特征。我们的目标、方向、追求明确,而且创作上不断完善,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做到。

  问:你一直强调人文关怀,《生活空间》的人文关怀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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