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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陈虻的遗产(二)

  

  认识陈虻,是在2003年的一次国际获奖电视节目研讨会上。茶歇的时候,一个长发飘飘、俊朗帅气的年轻人,向我冲过来,“自来熟”似地自我介绍:“我是陈虻。徐老师,我一定要认识您。”

  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我,他说:“凭直觉吧,您和别的大学老师不一样。”

  我还留着他当时递给我的名片:《东方时空》红、绿、蓝,像眼睛一样的Logo。陈虻 总制片人。还有一行圆珠笔写的阿拉伯数字。当时,他从旁边一人的手中讨来一只笔,很认真地写下:“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从此,这个号码成为我和陈虻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其实使用的次数并不多。我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关注,是从2004年夏天,他到我家里的一次长谈开始。

  那天,窗外树上,蝉鸣不止;窗内桌旁,陈虻口若悬河。从上午九点多,一直聊到午后。

  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一个鲜活的印象:他抬手看看表,神色吃惊:“哎呦,怎么这么快,都3点多了。”利索地起身,按灭手中的香烟,往后一捋长发:“我该走了,回台里看片子去,今天没聊够,下次再聊啊。”

  刨去午饭的时间,不知不觉,我俩聊了6个多小时。基本上是他说我听。

  语速不快,语调平和。陈虻的表达有一种直取核心的力量,犹如快刀斩乱麻,三言两语,就解决掉一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究竟解决掉多少个问题了,只记得那次长谈的主题是关于电视纪录片与电视新闻,从纪实理念、选题、拍摄,到栏目化、频道化,几乎无所不涉。他不断提出问题,然后和我简单讨论几句,就自己直接回答。

  当时我的第一印象:“真懂电视,精通业务,口才极好,才华横溢。”

  陈虻终于谈到找我的目的了:他想建立针对电视媒体人的培训课程体系,尤其想办纪录片的培训班。

  他问我:我是不是有点好为人师呀?我跟您谈的这些内容有价值吗?

  我说:“当然有了。不仅可以培训业内的,就是对大学新闻教育也极有价值。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理论联系实际这么彻底、明白的课程呢!”当时我就邀请他到北大开讲座。

  后来,他忙,我也忙。我们之间有过一些电话联系,断断续续地讨论培训课内容和办培训班程序等。转眼间三年过去了,2007年夏天,他第二次到我家里来,又是6个多小时的长谈。这次,陈虻已经和我具体讨论到如何办国际培训了。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做了一些调研,有了更新的一些计划,甚至画出了一个培训的路线图。

  我很支持他的想法,而且非常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培训课程直接引入到北大的新闻实务教学中。我本人是记者出身,跑了近30年的新闻以后,转行到大学教书。我深知时下大学新闻教育的“空中楼阁”,不接地气,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如果能够请到像陈虻这样业界的领军人物,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来教书授课、培养学生,建立起大学与媒体实践接轨的新闻实务教学模式,正是我从教以来的夙愿。

  我把这个意思和他说了,他恳切地表示:“徐老师,其实我对教育、对培训真的有兴趣,特愿意和您一起干点事儿。根据我的经验,学会用影像叙事,有思想的锐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全面地培养出来,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个判断,后来我在整理陈虻的讲课录像时,几次听到了。

  见陈虻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病床前。那天在和陈虻告别的时候,我向他再次发出邀请:“等你的病好了,不要在央视工作了,做电视太累了。你到北大来,到我们学院来教书吧,你一定是一个好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等着你。”

  陈虻走了,不可能出现在北大的新闻实务课堂上。但他留下了一些讲课录像,还有为央视的一些栏目、一些地方电视台培训的录像。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把我带回陈虻两次到我家的长谈中,很多话他当时都说到过,也是他要建立培训课程的一些思路。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按照一本电视新闻实务教材的框架来结构和编辑。第2篇至第19篇是18个专题,各专题有自己的体系,彼此又互有联系,每个专题都标有“关键词”。书名的副标题:《陈虻,我们听你讲》,也意味着走进陈虻的培训课堂,他的讲授还在继续。

  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教科书,我想做一个打破常规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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