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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纪念,是为了再次出发(二)

  五、

  二十年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像当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样,来到《东方时空》,自觉自愿。理由不同,动力却是相似的,想要改变一些什么。

  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

  二十年,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有名有人有权还有人有钱,有人什么都没有可起码还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忆。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可能,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只不过,在回忆中,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

  今天,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是浑然不觉地让自己舒服?还是自省自觉地让年轻人舒服让时代与未来舒服?我们该不该让利?还是过后不久,被新的反抗者从幻觉的神坛上打下?

  这反省,是不是也该成为纪念中的使命?

  六、

  好了,该从伤感中转过身来。

  陈虻离去几天后,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是啊,二十年的纪念,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

  如果对《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纪念,只是伤感,只是吹嘘,只是“大爷曾经当初怎样过”的售卖,纪念,又有何意义?

  七、

  这个时候,我翻开了这本书,然后便有些惭愧。身在其中的,已有些麻木,而在远方的,却刻骨铭心着!徐泓老师,从未在《东方时空》的“组织”里工作过,但却一直关注帮助着《东方时空》的成长。陈虻走了,我们大家哭过就散了,可徐泓老师却一字一句地开始整理,终于让陈虻栩栩如生,对此,我该说些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话语,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会过时,甚至成为错误或反动的恨不得立即删除。而陈虻已离开四年有余,那些曾经精彩的话语,会不会过时?还有没有价值?我想,不会过时,当然还有价值。因为陈虻不那么政治,不那么聪明得见风使舵,他只关心人性、关心内心、关心传播的规律,也因此,他的那些话语和思考,可以更多地经受岁月的推敲。该是十年或二十年后都值得一读再读吧!更何况,这些声音留下来,已成为一段历史的旁白。

  对此,该对徐泓老师说声“谢谢”,因为这些话语已经像一种唤醒,告诉伤感的人又该出发了!我们应该明白,一切都没有结束!

  八、

  曾经有人说,青春无处安放。我想,与此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却并不让我们羡慕,因为在《东方时空》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无可替代,无法复制。

  接下来,抱怨与伤感,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回忆,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

  我想不能。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不出发,也就这样了。而如果出发,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这一切,只需要与自己为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

  九、

  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二十年,纪念中,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

  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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