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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如前所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华国锋提出的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果说这一时期有什么首要原则支撑着中国的改革,那必然是消除混乱局面并恢复正常秩序,亦即当时所说的“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和陈云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对造成混乱局面的源头及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在看法上几趋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对农业和工业进行改革是为了将中国恢复到“文革”之前的经济政策上。

  在农业中,“统购统销”政策原封未动。“统购统销”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取的一项紧急计划,但后来却成了中国农业政策的基础。在这场由国家主导(原本是为了加强国家的作用)的农业改革中,中心环节是继续坚持价格控制。工业改革主要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的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政策的一次延伸。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国营企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这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将改革的期望寄托在国营企业身上。

  由于国营企业能够在国家计划指标外运作,它们开始了一场意料之外的蜕变,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央的臂膀,国营企业仍然被动地接受国家分配的各种生产要素,遵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润,它们开始在国家计划之外进行操作。因此,当中央计划体制继续承担资源分配的职责时,一个市场机制——“双轨制”——也随之出现,为国营企业提供指示,让它们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中找准生产对象及生产数量。同时,毫无疑问地,国营部门在“双轨制”的荫护下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最起码,它没有受到经济调整的严重干扰,避免了前苏联集团在经济转型中遭遇衰退的厄运。“双轨制”以及国营企业双重属性的存在,使得评估中国经济国营部门的相对规模变得非常复杂。常规的衡量方法往往将国营企业的产出等同于国营部门的产出,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对其相对规模做出的判断总会造成有失偏颇的高估。

  如果不是“边缘革命”重新引入私营经济,中国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当初的既定改革路线上。最初,包产到户、农村工业化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回归都一直受到公开的敌视,甚至还被定为犯罪行为——包产到户便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这些从底层发起的改革确实帮助解决或改善了国家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经济问题,例如粮食产量不足、农村贫困化严重及城市失业率高企等。由于当时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微乎其微,中国政府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对其予以了默许。直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当私营部门产生的经济效益被认可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中国政府才热情地接纳了这些改革。

  改革开放前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边缘化的经济力量发起的四大“边缘革命”在中国迅速催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私营部门,将8亿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了出来,将近2 000万返城知青得以自行创业,同时还为国内外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了场所,不经意地向人们展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在经济特区的发展进程中,尽管国家的参与程度很高,但它的主要作用只是为市场经济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设立经济特区并不是为了巩固国营企业,在最初成立特区的地方,计划经济表现得并不成功,甚至根本不存在。这不仅能够使改革避免来自国营部门的潜在阻力,还能把改革失败的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为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改革策略重心在于维护其核心要素(国营企业),同时也准许边缘革命的发展。但是,维护并非指保持原状,对国营企业实行改革的目的是拯救和巩固国营部门,而不是推行私有化,后者是俄罗斯及其他经济体在转型期常用的手段。因此,当国营部门还在改革中苦苦挣扎的时候,由边缘革命一手造就的非国营部门却得以在国家控制的经济计划之外迅速而茁壮地成长。中国被带回到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之前那个曾惠及全民的经济时代。而同一时期,政府在意识形态及思想上的转变同样至关重要。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发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毛泽东及马克思的经济政策的讨论。然而,对于一个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将“实事求是”完全融入自身的思想体系。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做出了重要而深远的贡献。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混乱局面的开端,是拖垮新中国的罪魁祸首。然而,胡耀邦认为,问题的根源应该追溯得更远。当共产党采用强力手段解决党内之争时,“乱”的种子就已经悄悄种下了。因此,当经济体制改革仿效四个现代化时——这是周恩来于1964年首次提出的——胡耀邦也在努力拨中国政治之“乱”。中国要稳定发展,就必须肃清这一根源更为深远的混乱局面,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基础,在对新政治秩序的构思上,胡耀邦遥遥领先于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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