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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此外,邓小平的政治敏锐性和判断力也功不可没。他在1992年回忆改革之初时曾评论道: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回归实践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因此打开了思路。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人们观念普遍落后。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并不相信理论争论能带来政治共识或解决中国政府面对的种种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方针,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大胆的试验活动。中国领导层这一政治思想上的务实转变,与毛泽东及其直接继任者华国锋有着显著区别。如果没有这次转变,边缘革命根本无从谈起。

  改革伊始,中国政府将主要精力首先放在了工业和国营企业身上。每一次作战,将军必然会派最精锐、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冲锋陷阵。同样,一个国家也会很自然地选择资源最丰富的部门来实施经济改革。正因如此,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投资最多,相应地,对它们的期望也最高。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这并非单纯因为它们受益于现状而不愿意改变。实际上,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它们的所作所为更像微调,是要维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去改变它。而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则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群体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才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

  当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时,中国政府便已经将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巩固了毛泽东去世后席卷全中国的边缘革命,还正式认可了私营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法地位。作为改革主旋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强化国营部门——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取而代之的,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由邓小平于1982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并正式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指导思想。这一全新的思想和政治共识对市场机制表现出满腔的热忱,对私营部门也展示了足够的诚意。市场机制会逐渐盖过中央计划的锋芒并最终完全取而代之;私营部门也将能与国营企业一样,得到更为平等的对待。谁又能想象,在改革的前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竟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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