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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一些香港商人向广东官员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并得到了后者的进一步关注:他们希望能将经济特区写入法律,以便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更为可靠的条件。在1980年8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被正式通过。而在对这第一份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的修订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关注点显露无遗。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78年到1979年间,在对香港和澳门地区、新加坡、日本及美国和西欧进行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成就的惊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及其中产阶级所享受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感到震撼。他们不得不折服于资本主义在技术及制度创新上的无比优势,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在很久以前提出的观点。在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确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对此,中国的领导人已不再怀疑。然而,尽管如此,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仍然必须以坚守社会主义为前提。中国政府笃信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他们坚信,通过借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现代化技术,中国定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赶超西方。早在清朝末期(1861年至1894年),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如今,为了拯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踏着前人的足迹,再一次迈向了学习西方之路。

  经济特区备受期许,被视为学习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试验室。中国政府赋予了特区自主权,并鼓励它们向资本主义学习。实际上,如果经济特区仍然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限制,那便根本无所谓特区。同时,经济特区并不是要让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来主导中国,它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说,窗子打开了,进来的是新鲜空气,也有苍蝇。在整个80年代,政府都因担忧经济特区会被资本主义蚕食而不安。

  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作为首批经济特区,实际上是个折中的做法。首先,这四个地区位于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中国海事区”:历史上长期进行海上对外贸易活动并与海外华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担心会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广东和福建一直被视为不安全的投资之地。但现在战争风险大大降低,与经济强劲的香港、澳门和台湾毗邻成为优势,在这四个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不但对自身经济发展大有裨益,还能为中国重新对西方世界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拥有相同地理优势的城市并不止这四个。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城市也是政府的考虑对象,其中包括上海,以及分别靠近韩国和日本的大连和青岛。但它们,尤其是上海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过于重要,试验中的任何闪失都有可能会对社会主义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出于这样的顾虑,这几个城市很快便被排除在外。随着这四个城市的最终选定,试验失败对其他地区经济的影响也将会被最小化。

  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深圳的表现最为突出。充当先锋角色的蛇口工业区——随后被归入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史无前例的崛起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交通部下属的企业,招商局享有许多连地方政府都无法获得的有利条件,例如直接进见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长的特权。在20世纪80年代,蛇口模式及其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全新的思维及实践形式震撼了整个中国。深圳这个前沿小镇成为中国市场力量的试验场。作为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企业家及各类人才,那些不安于现状、梦想着创造更辉煌未来的人们纷纷奔向深圳。在过去的30年里,深圳从一个人口不足3万人的小渔村转变为拥有超过1 400万居民、增长速度全国第一的中国大城市。曾经充斥着危险的人口外逃之路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为一盏耀眼的商贸明灯。

  首批经济特区取得初步成功后,中国政府在1984年决定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1988年,海南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南部厦门—漳州—泉州沿线、山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先后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正式被定为经济特区。随后,所有省会城市亦逐步对境外投资开放。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加入特区名单,成为目前最新的一个经济特区。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特区得到了稳步成长,从中国经济的外围逐渐向核心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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