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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诸多“边缘革命”中,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在中国,深圳是个家喻户晓的城市,但在成为经济特区之前,它只是广东省沿海县城宝安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穷小镇。这个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小镇,日后将成为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排头兵。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长期以来,深圳都是非法移民者偷渡香港的首选出口。改革开放前最大规模的国民出走发生在“大跃进”刚刚失败之后。当时,《人民日报》一位名叫连云山的记者被派到深港调查此事。他先是在香港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边防官员及当地居民,尤其是从内地偷渡过去的非法移民进行采访。在此过程中,连云山的所见所闻让他深刻地了解到深港两地之间存在的经济鸿沟。他认为,只有将深圳设为特殊经济贸易区,以香港作为目标进行仿效和追赶,才能长期解决这个问题。调查结束后,他完成了一份报告,但却被认为内容过于激进而未能刊发。邓小平可能是看到过这份报告的唯一中央领导人。

  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间传出谣言说香港会对偷渡者实行赦免,导致非法移民空前严重。数以万计的居民出走香港,在通过海上边境时,许多人不幸溺水罹难,尸体漂回深圳的海岸边。在海边打捞逃港者的尸体一时成为一种职业。而在一些边境村庄中,有超过一半的劳动人口都离开了。逃港问题逐渐上升为一个突发公共事件。

  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这是他在7月恢复领导职务后对广东的首次视察。当地官员向他汇报了深圳不断恶化的逃港问题,同时希望中央能派驻更多的部队来维持边境的秩序。有报道称,邓小平当时回答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当地官员百思不得其解,但又怯于发问。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叛国者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才有可能抛弃祖国,叛逃到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去追求腐朽而倒退的资本主义。

  对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决定亲自调查。他发现,深港两地各有一个名为罗芳的村庄,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更是耐人寻味。罗芳村原本只是深圳的一个小村庄,在逃港潮时,许多村民偷渡到香港(新界),并定居在了深圳河岸边。由于此处的移民全是深圳罗芳村的村民,于是他们也把新家称为罗芳村。让吴南生震惊的是,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香港罗芳村村民的收入几乎是他们深圳同乡的100倍。这回他彻底明白了邓小平的话中之意,而他自己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要想杜绝非法移民,只有缩小两地的经济鸿沟,否则,任何政治或军事手段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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