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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农村一样,中国城市改革开放时期的边缘力量也是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遗产。让社会主义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它消灭了失业——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邪恶制度的一种表现。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毛泽东提出让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农民。尽管被定性为城市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政治运动,但该计划实则被当作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便捷方法。与此同时,所有城市的工厂、商店、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提供商,与政府和教育部门一起,全部组织成“单位”。由于失业不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允许,这些单位都被要求尽可能多地吸收劳动力——哪怕成本已经高出了它们的产出。然而,失业的威胁依然存在,“上山下乡”政策不得不持续下来。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及“文革”的结束,再也没有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1978年10月,该政策被正式终止。然而,在此之前,许多被下放的知识青年早已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各大城市突然涌现出大批返城知青,其数目估计在2 000万以内,大约占所有城市人口比重的10%。其中1979年北京的返城知青超过40万人,为北京人口总数的8.6%。而天津的情况更严峻,达38万人,占其人口总数的11.7%。这陡然增加的返城知青让城市就业压力变得难以承受。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只有国营企业,以及少数由街道委员会管理的集体性企业。这些单位本来就僧多粥少,面对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爱莫能助。为了避免承认失业和体制失败的尴尬,中国政府专门为这些返城知青造了个新词——“待业青年”。然而,不管如何粉饰,眼前糟糕的就业境况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由于大批返城知青无法找到工作,解决方案也似乎遥遥无期,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抗议活动开始爆发。1979年初,有超过21个省份的失业青年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例如阻断铁路运输和包围政府大楼等。

  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经济顾问薛暮桥在1979年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敦促政府开放个体经营,让“待业青年”自谋出路。而早在新中国刚成立之时,这项政策就曾被推行,以解决1949年到1950年间在许多城市中出现的失业问题。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薛暮桥对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忠贞不渝;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很清楚什么措施能够有效地缓解就业压力。随着就业压力及大规模社会动荡风险的不断加剧,中国政府采纳了薛暮桥的建议。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并认可“个体经济”;这是对私营经济一种委婉的说法。三个月之后,即1979年11月30日,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在温州诞生。自此,中国城市私营经济复兴的大门被完全打开。曾被谴责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个体经济如今被正式重新接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附属和补充”。两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11月17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将个体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个体经济的崛起终结了集体经济在中国城镇中的垄断地位。在公有制之外,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正在形成。虽然个体经济在1981年便已得到正式认可,但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前,它并未获得国家应有的保护。在整个80年代,私营部门,如乡镇企业等,备受政策限制和社会歧视的困扰。例如,城市家庭不允许女儿与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年结婚,在他们眼中,这些工作不安稳、卑微甚至是可耻的。同时,个体经济实体不能雇用超过7名员工——任何拥有或超过8名雇员的私营企业都会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法行为。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限制,许多私营企业被迫戴上了“红帽子”——让自己先依附于乡镇政府,进而转变成为乡镇企业,或是先依附于城市里的街道办事处或地方政府分支机构,然后再转为集体企业。中国政府仍然笃信公有部门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接纳私营经济的态度上,他们仍然表现得极不情愿。然而,在面对大规模失业及潜在社会动荡的挑战下,中国政府只能让步。于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三不”政策——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作为折中措施开始盛行。

  私营企业的兴起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格局,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变革的边缘性。改革开放前,温州是浙江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由于地处山区,土地贫瘠,其地理条件极不适于农业生产。而作为沿海地区,一旦大陆与台湾爆发战争,温州所在的地理位置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也甚少惠及温州。当地的运输系统在70年代末时仍非常原始。但是,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温州的崛起。80年代初,温州迅速成为中国私营经济的摇篮。然而,虽然中国政府在1981年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只能勉强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经营范围受到限制。在国营企业足够强大的地方,私营经济的空间就非常有限。由于缺乏国营企业,温州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的私营部门表现得更为宽容。一旦私营企业开始发展壮大,地方政府便会将其当成集体经济替代品进行鼓励和保护;而在其他国营企业比较强势的地方,地方政府则会对私营企业严加看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以前,温州的商业和制造业(主要是手工制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再加上国营企业的缺位,使温州的私营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相反,在改革开放前曾获投大量政府拨款的地区,例如改革前夕工业化最发达的东北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则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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