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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与农业的边缘革命一道,还有另外一项变革几乎同一时期也在中国农村上演。这便是由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作为农村非农业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乡镇企业,尤其在改革的前20年里,对活跃中国非公有部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得到正式认可后,大多数乡镇企业目前都已完成了民营化的进程。除了极少数例外,原来的乡镇企业几乎已经完全消失殆尽。然而,乡镇企业突如其来的崛起以及悄无声息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

  乡镇企业最让人吃惊之处是它们居然能够生存下来。即便承受着来自政府的种种歧视和压力,乡镇企业仍然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直以来,乡镇企业在北京眼中都只不过是国营企业一个不起眼的对手,也正因如此,北京对其并未引起重视。1987年,邓小平将乡镇企业的崛起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惊喜。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邓小平非常坦率地承认了乡镇企业的惊人表现,但他的讲话并没有提及乡镇企业在“异军突起”的过程中经受和克服的政治偏见及其他障碍。

  乡镇企业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们当中有许多是从原来的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是毛泽东时代农村多年工业化的遗产,它们对乡镇企业的兴起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到1978年,在社队企业中工作的农民超过2 800万人,占整个农村劳动力数量的9.5%。然而,这种继承关系也让乡镇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许多社队企业都是从“大跃进”时期的“后院高炉”演变而来的。当然,这些设施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浪费了,它们生产出来的钢铁几乎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由于它们与国营炼钢厂竞争原材料,许多国营炼钢厂因此无法满负荷运转。与此同时,许多农业劳动力也被分流到这种炼钢运动中,致使原本已经很严重的饥荒雪上加霜。政府在“大跃进”之后实行的第一个整顿措施,便是撤除所有“后院高炉”,保证中央政府所属的几个大型炼钢厂满负荷运转。这段经历,让负责工业政策的中央政府官员对乡镇企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并且,这些官员与国营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行政关系以及直接的经济关系,对他们而言,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个很大的威胁。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乡镇企业所用的一般是国营企业淘汰的过时设备和技术,因此,它们的崛起也被视为落后的竞争者对先进企业的挤兑。基于这样的看法,为了遏制乡镇企业的发展,北京方面“打造”了一些专门针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断绝它们获得银行贷款和原材料的途径,并禁止其进入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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