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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行施加的统一性是可以理解的。从政府的角度看,仅仅允许一种耕种形式,其执行和监督都比较直接;但如果接受多种耕种形式和相关的繁杂的承包制度,执行和监督的成本要高出很多。试想一个极端但不太可能的情况,如果地方官员有多种耕种形式可供选择,不少官员很可能挑选最省事的方案,也就是变化最小,甚或根本不变,这样改革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撤销生产队,农业改革便能自上而下地得到有效推进。然而,一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定为国策,集体耕种的存在便会被视为对现行国家农业政策的直接挑战。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即使曾经表现良好的集体耕种也难逃被废除的命运。

  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次倒退。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转型之前,家庭一直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基本社会单元和组织形式。尽管在农业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社会主义试验至少为中国农村带来了一次组织革命。生产队、大队和公社,这三者作为一种有别于家庭模式的集体组织形式,第一次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农村中露面。虽然这次组织革命主要由国家强制推动而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但它在中国农村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超越了家庭、亲属和氏族关系的基础组织结构。

  在技术革新层面,一种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让过时的技术黯然失色,甚至将其挤出历史舞台。例如,随着有文字处理功能的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打字机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样,新一代计算机芯片也会淘汰旧的芯片。而制度的转变则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纬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因此,一般而言,保证制度的多元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

  与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组织力度更强,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组织通过不同的规章制度——包括价格——相互协调。另外,组织往往有着各自所属的领域,相互间也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区分。同时,组织及其职能的构成性规则与指导和监管组织间相互交流的规范性规则亦不相同。组织的多样化——包括它们形成和行为的方式——正是构成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需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农村的生产队和公社是在国家法令下设置的组织形式,因此它们并没有太多的组织多样性。然而,对于某些需要集体力量完成的任务,例如灌溉农田,生产队和公社显然要比单个家庭更有优势。即便在耕种方面,生产队也会适时进行调整以提高效率,从而与家庭承包形成有力竞争,这也是为什么生产队在少数地区仍然得以留存的原因。全数废除生产队不啻中国毁灭自己宝贵的组织资本。

  农业的“边缘革命”成功地实现了包产到户。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扮演了发起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为包产到户被认为会危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直到1981年底,北京一直坚决反对和抵制。但饥肠辘辘的农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包产到户。虽然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帮助恢复农业生产的改革措施,例如提高国家对粮食的收购价等,但真正赋予中国农业改革内涵和实质的,还是来自民间的草根阶层。四川和安徽的“乞丐村”只是其中两个有记载的范例,还有许多其他农村地区也同样顶住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成功地选择了包产到户。而别的一些地区肯定也存在地方干部被动默许包产到户的现象,这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进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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