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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然而,尽管如此,对于一个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而言,国家手中的批准权仍然至关重要。在包产到户获得国家首肯之前,农民经常会担忧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自身安全,因而在做任何长线投资之前会犹豫不决。农民和国家,前者拥有系统的地方知识和经验,后者则是唯一有权将一纸自愿协议转化为社会制度的合法机构,两者相结合最终成就了制度变迁。

  自发形成的制度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确立,在人们脑中沉淀下来,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习惯中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发展的制度,其形成会受地方条件及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多样性随之产生。而与此同时,制度变迁也容易遭到战争、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因此,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个渐进而又危险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政治力量能够介入并加速这个进程,而且未必需要通过施展威权。一旦一个正在孵化的制度得到一个合法且可靠的国家的支持,它将更容易广为大家接受为共同参照物,其他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也会将其视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至少短期内会如此。一个靠国家权力支持的制度能存活多久,取决于它的表现及人们对它的期望,此外还取决于国家有多大的决心去执行和捍卫它。国家面对的困境非常微妙。一方面它能促进变革的进程,通过政治支持和强制手段让其生效。而另一方面,当制度本身违背了人们的意志时,国家这只曾经的援助之手又会很容易变成高压政治的铁拳挥向人民。即便国家能够明智而审慎地介入制度变迁,其强制力量的动用并非毫无代价。在很多场合这或许不可避免,但强权的介入会造成制度多样性的丧失。如果制度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差异很大,而制度多样性又是必要的话,多样性的流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甚至致命的问题,决定制度变迁成败的关键。

  所幸,包产到户在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的表现都不错,这些地区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非常低,规模经济无法盛行。成为国策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确实遇到过一些阻力,尤其是在集体耕种运行良好的地区以及当地条件更适合大规模耕种的地区。虽然在少数地区还残存着集体耕种,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国策与地方需求还是非常契合的。

  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归并不是整个农业改革的全部。去集体化将农民从生产队和公社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因为农民失而复得的自由生活选择权,商业和私营企业也很快重返农村。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及其重要,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重大得多。所以,即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会在某些地方遇到阻力,但它所带来的经济自由依然是人心所向。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被迅速实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得以复苏的最终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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