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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在国家主导的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真正有突破性的改变却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长期积弱,尤其在“大跃进”时期, 农业生产大倒退,神州大地处处饥荒。与工业相比,农业在财政上从来都没有实现“温饱”。更糟糕的是,农业生产的利润还被国家通过强迫农民储蓄及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抽走,去补贴工业发展。由于农业“营养不良”,农民食不果腹,饥荒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地蔓延,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威胁。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这些问题得到政府重视。中国政府因此于1979年着手改善农业环境,不仅大幅提高了对主要农业产品的收购价格,还对农民使用化肥实行补助以增加农业产出。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提高农业产量确有成效。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即农业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

  据记载,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一个名为 “九龙坡”的小山村。九龙坡村是其所属群利公社中最穷的贫困村,也是该地区有名的“乞丐村”。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公社党委书记邓天元召集一小群干部商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后,他们一致同意采用包产到户的方式来尝试解决在集体耕种中困扰大家已久的经营和激励问题。他们意识到面临的政治风险,于是决定先把处在边角的土地分配到其中两个生产队的家庭,其余地方则仍然保持集体耕种不变。那一年,那些边角耕地的粮食产量比集体耕种的肥沃土地的产量高出了3倍。第二年,更多的土地被划分为“试验田”,更多的生产队加入了包产到户的行列。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前,包产到户已经遍布整个公社,而当地政府还被蒙在鼓里。1979年,县政府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粮食增产问题,邓天元将九龙坡村成功的秘密公之于众,并得到了县委书记的支持。紧接着第二年,农林部派出了一个调查组下到九龙坡村。调查组负责人名义上对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对邓天元在提高粮食产量上做出的贡献表示了赞赏,甚至还提议考虑把九龙坡村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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