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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然而,比九龙坡村知名得多的案例,是安徽省小岗村实行的改革,它是教科书中的典型范例,也是官方认可的在农业改革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拓者,但实际上小岗村的改革是在九龙坡村实践两年多之后才开始的。与九龙坡村一样,小岗村也是当地有名的“乞丐村”。不同的是,小岗村改革的发起人不是地方干部,而是农民自己。1978年底,村里的18位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份包产到户协议。到丰收之时,这些农民所获的粮食远比他们的邻居多得多,下一个耕种季节,邻村的农民也加入其中。

  除了被政策明令禁止的包产到户外,许多省份还实行了其他一些更温和的农业改革措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农业政策仍然建立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之上。“农业学大寨”及“以粮为纲”依旧是当时的农业指导思想。这种政策最具破坏力的缺陷在于,它不加判断地将大寨模式强推至全国。这实际上剥夺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自由。譬如,在这种政策下,那些几乎没有耕地的地区也被迫要投入粮食生产。任何试图发展诸如渔业、畜牧业及林业等作为其他收入来源的举动,不但会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会被定性为违法。在利用地方资源发展农村经济的运动中走在最前面地,是贵州、安徽和四川。早在1977年,这三地的省委书记便大力鼓励政府官员开放管理,让农民自谋出路,尽一切可能增加收入。如此一来,农民不但增加了收入,也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效率。他们在农村改革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不言而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渔业、林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社队企业的发展也受到鼓励,大力投身到农村经济的振兴之中。尽管如此,包产到户依然属于政策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该禁令在整个1979年严格执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河南读者的来信,该信与另外一篇评论一道,对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批判,谴责这种行为危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信中还要求农民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应始终坚抵制资本主义的入侵。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尤其是万里的坚定支持,安徽的改革很有可能就会在这封读者来信及评论的猛烈抨击下毁于一旦。政府在1979年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尽管如此,各种名目的包产到户仍在暗中继续蔓延。

  整个1979年,万里都在不厌其烦地向北京解释包产到户的好处。一年之后,北京的立场开始转变。1980年春末,包产到户的优点得到了陈云、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首肯,但并未被全盘接受。9月,党内达成一致并发出了一份决议文件,允许包产到户的存在,但仅限于“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和当地生产队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地区”以及“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的地区”。换句话说,去集体化的改革只能在集体经济已经失败的地方进行。这其中的政治因素并不难洞察。去集体化被认为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集体所有制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在“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的地区,集体经济本身似有却无,包产到户自然不可能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未能成功奏效的贫困落后地区,改革的政治成本从本质上而言是不存在的。中国政府努力把农业改革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控制到最低,却无意中在社会主义经济最薄弱的地方为改革打开了一扇门,在这里,改革的阻力完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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