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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实际上,在1980年北京放松包产到户禁令之前,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悄悄地先政策而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决定采取宽松的政策。万里大力推举的小岗村在保护包产到户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虽然禁令在1980年便被解除,但中国政府内部仍然经历了一年多的激烈辩论,才最终在1982年1月正式批准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之所以受到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抵抗,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将其认定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会妨害社会主义实现共同繁荣和经济平等的目标。但在提高农民士气和粮食产量方面,其效率不容否认,这也是支持者们所极力宣扬的一面。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产到户无疑要比集体耕种更为优越。实用主义最终占了上风,不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一条国策。

  在官方对农业改革的描述中,包产到户首先只在安徽悄然兴起,而后才经由中国政府推及全国。但这样的解读具有误导性。安徽的包产到户活动是在四川之后两年多才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之前,包产到户是违法行为,只会暗中进行,而不会见诸报端。贵州、甘肃、内蒙古及河南等地也有不少典型的案例。但包产到户肯定在神州大地很多农村都出现了。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业改革不可能如此迅速而顺利地进行。

  其实,包产到户并非改革后的发明。明白它的艰难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能快速发展。在毛泽东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至少经历了包产到户的三次回潮。第一次是在1956年,在集体化和农村合作社刚刚推行之后。在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的支持下,包产到户在许多省份得到了普遍推广,《人民日报》上对此的讨论非常热烈。浙江永嘉县是当时被广为宣传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政府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邓子恢也遭到严厉批判。第二次发生在1958年底、1959年初的“大跃进”期间,农民诉诸包产到户的原因仅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当时涉及的省份有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及甘肃,但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这些地区的包产到户做法被消灭殆尽。第三次发生在“大跃进”失败迹象日益凸显的60年代初。作为弥补粮食短缺的权宜之方,包产到户在全国各个省份都得到了提倡,连毛泽东亦对其首肯。即便如此,包产到户仍未能摆脱厄运,1962年中,新一轮的政治攻击接踵而至。然而,包产到户在各方的庇护之下,仍然在许多地方留下了星星之火。

  同样值得注意是,承包制并不是指一种形式,而是多种非集体耕种形式的统称。集体耕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管理的一种极端形式,由生产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公社接管)组织,把家庭当作“雇员”进行农业生产。国营农场便是这种极端形式的最佳范例。包产到户则是另一个极端,每个家庭以私人形式各自管理农业生产,生产队在其中仅仅扮演“地主”的角色。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承包制形式,家庭与生产队的职责和权力有着明确的划分。所有这些形式的共通之处,就是都与纯粹的集体耕种模式背道而驰。而当中国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纳为国策之后,其多样性便不复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198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除了少数还以某种形式残留着集体耕种的地区——包括著名的天津大邱庄和江苏华西村——其他地方的生产队被全数撤除。家庭成为农业耕种中唯一的经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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