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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中国访问团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意识到放弃行政分权而走企业自治的路子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效和活力,给访问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8年的日本之行中参观了许多企业,其中,日产汽车公司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与日产公司相比,中国企业的低效可谓声名狼藉,纷繁芜杂的官僚体系让企业备受困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定重点抓企业改革,并将其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立场的社论,文中强调“当务之急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而国营企业“放权让利”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

  对于对日常经济状况心知肚明的地方官员而言,提高国营企业的业绩无疑是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最根本的挑战。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某些地区便已经开始了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四川省最早进行试点改革,他们对国营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次改革有效地削弱了各大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掌控,将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了企业本身。例如,企业能直接任命中层管理者(但不能解雇员工),能有一定的利润留成,能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产量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改革获得了更多的动力。到1979年初,仅四川省就有多达100家企业进行了改革。除此之外,毗邻的云南省也有50家企业加入了改革行列。鉴于四川的成功经验,1979年5,国务院从北京、上海和天津挑选了8家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试点改革对象,旗舰企业首都钢铁公司亦位列其中。到1979年末,改革列表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数目已超过4 200家。而到1981年,参与改革的国企更是遍布中国(西藏除外),超过了6 600家。

  除了放权给企业,其他一些措施也同样推动了产业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国营企业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强烈制约。首先,企业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它们就像棋子一般受各种国家机构的控制和约束。它们无法决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没有自主招工权,在生产投入上没有话语权,甚至连雇员(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职工)的工资都由国家决定。除了名义上的概念,这些国营企业实际上没有一点与“企业”两字沾边。正因为如此,国营企业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便是提高企业自主权,让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

  支离破碎的产业结构,是国营企业的第二个制约因素。由于毛泽东强烈主张地方(从地区到省到县)自给自足,中国的国营企业在规模上都比较小,但数量庞大。通常情况下,企业之间完全相互隔离。甚至同产业中的上下游企业之间都几乎没有直接联系,相互的沟通基本上完全经由政府机构中转或代办。因此,每个地方的国营企业都集中受当地政府管理。为了应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国务院于1980年7月发布了一项暂行规定,希望通过整合国营企业来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机械工业领域方面(毛泽东时代最分散的产业),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在1981年初提出并鼓励国营企业整合。这一倡议甚至影响到了政府机构的设置。1982年,国家机械工业部成立,原来的四个机构被合并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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