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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除了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外,国务院还专门筛选了一些城市进行“国家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1981年10月,拥有24.3万人口的湖北小城沙市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1982年3月,大小与沙市相当的江苏省常州市成为第二个试点城市。1983年2月,四川省重庆市成为参与综合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大型城市。同年5月,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及西安这几个百万人口级城市也相继加入改革试验的队伍。作为“国家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首个试点城市,沙市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在沙市率先实行的,例如加强企业对规模经济和广域(范围)经济 (economy of scope) 的利用,允许企业自订生产计划,允许企业对员工进行弹性管理以及引进经营责任制等。在改革的文献中,“国家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少有提及,也甚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部分原因在于,与经济特区相比,此次改革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尽管如此,这些城市改革的试点,连同一道进行的企业和产业结构改革,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为推进工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

  通常情况下,企业一般都迅速而又积极地对这些改革措施做出了回应。经营自主权的扩大让企业更有动力去提高产量改进效率。职工的收入也因此得以提高,而他们的工资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改善。1980年末,为了确保企业管理者拥有切实的自主权,并对其职责进行详细划分,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改革。从策略层面看,工业改革最重要且最深远的成就,是终结了中央计划对工业生产的垄断。如今,在完成国家分配下达的任务后,国营企业可自行决定生产计划。这使得社会主义经济有机会在“计划外增长”。国营企业一旦突破中央计划的约束,在计划外进行生产,就不得不接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双轨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是中央计划与市场一同协调国营部门生产的共生物。因此,虽然国营企业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没有尝试私有化,但市场机制仍然能在中国经济中破土而出。

  然而,尽管工业改革本身取得了不俗进展,但整个经济没有太大改善,至少从常规的短期宏观指标来看确是如此。相反,由于企业如今能够保留一部分利润支撑生产投入和职工薪酬,政府税收因此减少。政府陷入赤字,通胀压力不堪重负。1979年,政府赤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水平——170亿元,在第二年仍处高位(128亿元)。1980年,综合物价指数上升至6%;有些城市更是超过了8%。在中国政府眼里,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产物,而中国的物价长期以来一直都控制在1%的波动范围以内,因此,这次通胀的恶化程度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当时中国的经济仍然没从“洋跃进”的财政消耗中恢复过来,面对如此脆弱的经济,无论是赤字还是通胀,都非常容易失控, 从而危及社会稳定。为了稳定局面,中国政府被迫寻求引进新的调整政策,改革也因此中止。就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轮改革以失望告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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