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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立即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为了重建与外界在过去10年遭到破坏或被忽略的关系,也为了亲眼看看自己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中国领导人对国外进行了多次访问。1979年1月1日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及随后不久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和解的强效催化剂。中国领导人在接触了亚洲、欧洲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后,对其所成就的经济活力表示了赞赏,但他们反而因此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他们坚信,如果中国能适当借鉴资本主义中的创新优势,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必然能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甚至超越西方。这种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加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布,邓小平与陈云重新回到党内中心地位,正在发生的政治及经济转型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中国政府便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把重心集中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最为薄弱的领域——国营企业。正如中国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承认的那样,“(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会有更多的权力被下放到地方政府及经济组织中去,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然而,直接将权力下放给企业的做法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鉴于此前试图通过行政分权振兴经济的失败尝试,中国的领导人打算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尝试中曾经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但企业方面则仍然未能摆脱各种官僚体制和刻板的红头文件的层层束缚。在1978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李先念针对以前改革的不足表达了痛心和遗憾。

  不过,企业自治的想法其实并不新颖,至少在学术界是如此。顾准和孙冶方是最早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提出批评的中国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最先强调经济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学者。他们两人都认为,国营企业应当是自主逐利的经济实体。早在1956年,顾准便强调,市场和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或个人在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一年后,他因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被打成“右派”,在监狱和劳改场度过了大半余生。1974年,身患癌症的顾准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在孙冶方看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大弊病不是毛泽东所认为的权力过度集中,也不是其批评者所认为的权力分散,而是国营企业缺乏自主权。1961年,由于不苟同“行政分权”思路并对其进行了尖锐批评,孙冶方被贴上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囚禁长达7年之久。“文革”结束后,顾准和孙冶方曾经提出的想法得以重见天日,并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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