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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经历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后,中国的经济及社会秩序在60年代初得以恢复。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让刚刚起步的经济恢复和失而复得的社会秩序戛然而止。研究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复杂动机的文献非常多,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用心于此。可以肯定的是,向来反对集权的毛泽东绝不会容忍中央计划经济的长期存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打破为自己服务的政府官僚体系,让人民当家做主。然而,毛泽东对市场抵触更深。他未能想到,在一个既没有法治,也没有地方自主权的社会,一旦中央计划遭受攻击而坍塌,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混乱。而他所期望的“大民主”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中国的经济陷入了集权僵化、分权紊乱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党内政治斗争的激化,加上阶级斗争思想的延续,使“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比“大跃进”要远为激进。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粹性,保护其不受资本主义的侵蚀及封建主义的腐化,毛泽东身边的红卫兵——大多数为大中学生——被授意扫荡一切旧事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声音此起彼伏。随着红卫兵的大肆破坏,许多寺庙、书籍、绘画及其他文物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到60年代后半期,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绝大部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少数被政府指定用以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样板书。其他书籍均被划为禁书,图书馆也被全部关闭。而教师和教授——尤其是从海外归国的教职人员——则受尽羞辱折磨,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因无法承受屈打而撒手人寰。教育遭到空前的毁灭性打击,学术沦为嘲讽的对象。一时间,“知识无用”的口号响彻全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被关进牢狱,知识本身也因此成为致命的政治负担。此时,中国所有与日本及西方的经济联系全部被切断,中国进一步画地为牢,把自己孤立在现代技术文明之外。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丧心病狂的戕害很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最为悲哀的一幕。它所表现出来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及对文化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各种极端行为——几乎等同于完全的去中国化——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以来,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日益凸显,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束手无策,反而开始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百般挑剔。然而,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抹不去的依眷情愫,他们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另一反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不体现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红卫兵而言,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缺乏了解而没有太多的感情,更谈不上敬畏之心。年轻无知的叛逆精神一旦披上了革命的外衣,被扭曲、放大而恣意妄为,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暴力运动。这股疯狂而暴戾的浪潮被当作政治武器,冲向现有政治体制和文化秩序。政治和知识阶层首当其冲,是“文革”中最引人瞩目的受害者。

  晚年的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挥之不去、无时不在的最大威胁,处之不善则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政治至上支配了毛泽东对经济的管理。在对中央官僚机构宣战的同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又一轮经济分权。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轮分权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得以在这场政治浩劫中幸免于难的重要因素。因此,尽管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政治暴力的肆虐,但相比“大跃进”时期而言,经济遭受的打击要小得多。诚然,经济在“文革”头三年也曾受到严重干扰,但此后,生产不但恢复了运转,在速度上还超越了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1969年到1972年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顶峰。然而,由于长期忽视消费品的生产,物资极度匮乏,经济仍然由以国家为中心的投资计划为主导,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还不如以前。福利改善微乎其微,人口增长越来越快,阶级斗争无休无止,在这种局面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醒悟,不禁自问:“这难道就是我们努力奋斗想要的社会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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