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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国家机器亦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在“大跃进”时期,虽然大批农民被饿死,但“大跃进”的灾难几乎没有波及政治精英;然而,在“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恰恰是中国的政治精英, 包括年老资深的共产党员,整个政治结构及行政机器都被严重破坏。 刻板而集权的官僚机构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官员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模式显然不是毛泽东希望传承下去的财富。毫无疑问,中国奉行社会主义——没有私有财产,也不存在自由市场。但是,中央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却远远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至高无上。

  西方国家曾经,很可能现在也依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是苏联模式的模仿。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时候都极度闭关锁国,关于中国的消息几乎无法外传。因此,外界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都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上,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许多西方人都以斯大林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误解必然会出现。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的个人因素造成了中国政治及经济体系的分散,但其他一些更为难以捉摸但又不那么具决定意义的力量却仍然发挥着作用。中国疆域辽阔,中央计划者从北京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颇为不易。正如中国一句俗语所说,天高皇帝远。于是,在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是难免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之后,行政集权(即古时的郡县)与地方分权(即封建)之间的矛盾就一直是中国执政者无法摆脱的问题。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各阶层选拔官员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体制是中国古人治理社会的一个重要智慧,这个古老的发明现在几乎被所有现代国家接受。但在中国,集权与分权的共存由来已久。中央集权也许是传统中国政治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面,但传统政治秩序的稳定却要依靠集权与分权两股力量的平衡,正如太极中的阴阳相糅。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基本上白手起家,打造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工业基地。但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和经济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困苦不堪的烂摊子以及一个漏洞百出的经济制度。同时,经济上的失败也激起了民众的深深不满,他们大都渴望改变。在毛泽东执政的末期,社会凋零破败,经济支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个国家在曾经笃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艰难匍爬。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中国迫不及待地要翻开全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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