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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分权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断联,“大跃进”不会落得如此悲剧的下场。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分权是个“帮凶”。“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权改革宣告失败,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了中央计划的老路。中央计划至少能够结束“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恢复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在60年代中期得以复原。这个经验让许多中国领导人把中央计划奉为发展经济的金钥匙,对陈云而言尤其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陈云与邓小平一道主持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建设。

  实际上,在1958年实行地方分权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缺陷;若没有这些缺陷,“大跃进”很可能不会发生,也不会造成饥荒致使数千万人丧生。这些缺陷包括反市场化、剥夺居民迁移权、垄断媒体以及激进的反智主义。这些政策与分权制度本身完全没有关系。“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认识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主要(70%)是自然灾害(气候恶劣)造成的,而人为失误因素较小(30%),刘少奇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遗憾的是,对于“大跃进”的讨论,无论是最初的党内讨论抑或后来学术界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影响,并把讨论的重心落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上。事实上,有证据清晰表明“大跃进”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灾难,这个观点在后来也得到了许多定量化研究的佐证。由于众人争论的重点过于局限在对政策制定者的问责上,对问题的本质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致使中国经济和政治中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此后得以延续,根植在了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当中。这样,在最开始催生了“大跃进”并急剧加速了灾难发展的许多制度性缺陷,非但没被解决,反而在中央集权的回归及五年经济计划的复兴下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回过头去看,“大跃进”是对中国政府的当头棒喝,它应当以此为鉴,对整个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重新审视,避免重蹈覆辙。遗憾的是,成为众矢之的的却是地方分权政策。对于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人而言,“大跃进”的失败恰好验证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中央计划经济因此再次被奉若神旨。中国政府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其战时经验影响。但他没意识到,在战争时期,每一个根据地都要为其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严重的差错很容易并且往往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即便在实行了地方分权之后,这种硬约束条件在省级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机构中并不存在。只要北京满意,地方官员因经济管理不善而丢掉官职的情况极其少见。此外,由于政府内部的宣传工具和媒体都受到严格的集中控制,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能表达异议,更不用说会对中央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了。毛泽东实行的地方分权并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毛泽东也不认为有此必要。和苏联相比,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得很快,这也使得毛泽东开始相信中国已经迈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头上的“乌纱帽”而盲目服从中央下达的命令。然而,当这种一厢情愿破灭的时候,最后买单的却是无助的农民。

  “大跃进”的悲剧说明了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认知和态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只有在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全知全能、通晓一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哈耶克曾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这其中的深奥含义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但是,除非当事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主动寻求信息来帮助解决问题,信息自由化就没有实际意义,甚至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要让中国有这样的认识绝非易事,即便有着“大跃进”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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