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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此外,由于所有报纸和媒体都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即使有反对声音也根本无法传递。同时,在一个信息被高度监控的社会里,任何通过国家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都会被视为权威和真理的象征。中国最为著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如果理论上植物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它们所接收到的阳光的30%,大米和小麦的单位亩产便能高达25 000公斤。钱学森的话没有经过任何争论,被毛泽东奉为农业“大跃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政府管控的媒体有效地压制了反对声音,偏听则暗,北京最终沦为自己政策的受害者。农业部盲目地相信各地政府递交的报告,并以此预测粮食产量在1958年将能提高70%。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甚至开始考虑如何储存和处理那数量惊人的多余粮食。不出所料,在1958年,农民手中的粮食被国家大肆征收,而到1959年,被收购的粮食数量仍不断上升。粮食出口额从1957年的193万吨飙升至1958年的266万吨,到1959年则达416万吨。到了1961年,中国开始进口粮食,但在此前一年,即1960年,中国粮食出口额仍高达265万吨。1959年,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3.75亿吨,然而当时的实际产量大概只有1.7亿吨。当中国雄心勃勃地不断向外出口粮食时,国内却有大批农民死于饥荒,到处是一片食不果腹、哀鸿遍野的惨状。“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没有什么灾难比这更悲哀和愚昧了。

  另外一件悲剧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炼钢铁”运动,此举导致粮食严重减产,致使因饥荒死亡的人数持续上升。人们在自家后院建土高炉炼钢的景象恐怕是“大跃进”至今最让人难忘的一幕闹剧。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最资深、最富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备受尊崇,甚至以跋扈出名的东道主赫鲁晓夫也对毛泽东表现得敬重有加。然而,中国经济发展迟缓,农业比重过大。在政治上,中国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巨人,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个矮子。要想保证中国经济与其政治地位匹配,就必须做些什么,并且要快。在当时,钢铁产量被公认为衡量国家工业化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因此,当赫鲁晓夫宣称苏联的钢铁产量会在15年内超过美国时,毛泽东便在其讲话中许诺中国的钢铁产量将在15年内超过英国。

  然而,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由于目标过高,现有的炼钢厂无法完成要求的生产指标。为确保完成任务,钢铁生产便成了每一个人的工作。所有工厂、事业单位,学校及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力都被招募参加了全国大炼钢的竞赛。农民在自家后院搭起土高炉,每天都忙碌于炼钢,甚至到收割的季节也不管农活儿,任由粮食烂在地里。可以想象,由这种土法制造出来的钢铁,绝大部分都无法使用。而且,这种全民炼钢运动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后果,由于农民被大量调离去炼钢,农业生产无暇顾及。最近有研究表明,1958年到1961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转移。

  河南最先接到饥荒报告,但由于害怕遭受惩罚,当地政府非但没有把情况上报中央,还千方百计地试图掩盖事实。如果抢救行动果断及时,“大跃进”的灾难或许不会饿死数千万农民。一个关键而短暂的赈灾机会就这样放走了。与此同时,由于农民被土地所束缚,即便遭受饥荒,也不得离开他们的村庄。对地方政府而言,任何大规模的农民流失都会被当作失职的表现。此外,由于私有经济被清除殆尽,粮食无法转移到短缺的地区。如果存在自由市场,粮商便会想方设法,从受灾程度较小、价格较低的地区购买粮食,并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将其销售到受灾程度最大的地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他曾写道:“在一个广泛种植谷物的国家里,只要存在自由贸易和信息交流,所有不同地区之间因为季节因素偶尔导致的粮食不足都绝不可能会发展成为饥荒。”由于粮食运输、人口转移及信息沟通都被禁止,政府在饥荒面前一筹莫展。地方政府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前途,力图与北京保持一致,至于政策是否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则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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