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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回过头看,“大跃进”完全是一场人为的悲剧。它的发生绝非偶然。除了少数人持异议(例如陈云)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热衷程度并不亚于毛泽东,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大跃进”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不久前实施建立的分权管理机制也意外地促进了“大跃进”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都为他们在经济上的表现激动不已。让他们感到分外惊喜的是,尽管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尽管完全没有经营国民经济的经验,毛泽东和战友们还是很快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他们对自己的功绩感到非常骄傲,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实际上,他们的自信心不断膨胀,以至于他们认为只要敢于想象,没有什么事情是完成不了的。1958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有篇文章甚至这么描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迅速成为广为流行的标语并席卷全国,用以激发农民的干劲,对产量的追求也愈趋大胆,仿佛那令人沮丧的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农民们也被敦促要快马加鞭地实现共产主义。在推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之后,中国领导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已近在咫尺,农民只需敞开胸怀去迎接它的到来。农村合作社逐渐让路给公社这辆被认为能实现共产主义的高速列车。在公社制度下,私人的生产工具统统被收归集体所有。1958年,公社食堂这一光彩夺目却极具灾难性的发明席卷了中国整个农村地区。建立公社食堂的初衷本是为了节省时间,促进农业生产协调。但公社食堂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认为公社食堂是共产主义的预演,因而强力在全国推广。粮食不再像原来那样分发到各家各户,而是全部集中在公社食堂。在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餐,无时间数量限制。可想而知,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像明天不再到来,只争朝夕,尽情用餐。至少在这一片刻,公社食堂确实使农民享受到了共产主义的一丝曙光。

  1958年秋,一份份农业产量报告由各地方政府递交给北京,这些报告无不夸大农业产量。“浮夸风”一时让不明真相的人相信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及其经济潜力。由于管理分散,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的精力几乎都耗在无止境的浮夸竞赛中。粮食产量一个比一个惊人,丰收的欢呼声此起彼伏。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亩产已达65 000公斤(实际产量估计应低于500公斤)。事实上,所有的地方官员都知道实际情况,但几乎没有人敢顶着风头说真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告诉了北京想要听到的消息而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想安稳地坐好自己的位子,最好就别让北京失望,尤其是“反右运动”才刚刚过去。大多数敢于站出来揭露“大跃进”真相的人早在这场运动中惨遭迫害,即使漏网之鱼也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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