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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在该节的最后,毛泽东写道: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上,毛泽东告诫说: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他继续说道: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在末尾,毛泽东还认识到中央集权的问题涉及整个行政结构,而不只限于中央政府: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极度不信任促使其对经济制度改革做出了第一次尝试,希望将中国从正统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并于1958年开始实施。这项改革议案的核心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因此,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和税收政策以及人事管理上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另外,绝大多数国营企业都被移交给了地方政府。约88%原属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营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

  地方分权产生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毛泽东可以无须经由中央各部级传达而直接与省级政府接触。上海、四川及湖北更是积极接受毛泽东的思想和推行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对于决策成败所要承担的责任却仍然少得可怜。在毛泽东“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下,地方政府作好了充分准备,迎接“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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