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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虽然毛泽东摧毁了思想市场,并垄断了整个精神领域,但他一直诟病行政集权。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政治与经济的集中化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过程,而与他们不同,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消除中央集权而努力。数十年的游击战经验让他明白,不管由谁看管,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无异于自杀。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一直有多个分散的根据地,根据地之间独立为各自的生存而战,与中央委员会仅保持着间歇性的沟通,而互相之间的联系则更少。这种中央指挥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方式成效显著。

  即便是在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时时担忧可能即将爆发的战争。在20世纪5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有美国做后盾的台湾,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威胁便被北边虎视眈眈的苏联所替代。中苏关系的瓦解始于1956年3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披露了斯大林制造的红色恐怖,并公开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份报告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斯大林仍然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备受尊重的领袖,他的肖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的肖像放在一起,遍布全中国。毛泽东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视为对社会主义一次蓄谋已久的攻击。随后,北京与莫斯科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渐行渐远,再加上中苏间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了北京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随着紧张局势及敌意的不断加剧,矛盾上升,导致双方在1969年于中国东北部边境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边界几乎从来都没有安全感,这对国内经济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备战的压力使他在战时形成的思维方式得以延续,这种思想让毛泽东对行政极权始终不热心。如果说列宁所想象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家单独的庞大企业,那么毛泽东的理想经济则是由很多结构相似、自给自足的子单元汇聚成的海洋。在毛泽东心目中,公社便是其理想社会中近乎完美的基础社会单元。每一个公社在经济和社会功能上无所不包: 农业由生产队负责,工业交给社队企业,医疗诊所雇用“赤脚医生”,公社还有托儿所和学校,甚至还可以组建自己的民兵组织。而各个公社之间相互独立,彼此间几乎没有横向经济往来。因此,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 各经济单元独自为战,谋求自给自足,不需要时时刻刻依赖中央计划,更不需要市场调节。

  事实上,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确实出现过,但仅仅昙花一现。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之后建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要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时期都更为集权。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了中央集权产生的严重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国家和生产单位(城市中的工厂及农村的生产队)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前者,毛泽东作了如下评论: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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