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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忍受的羞辱和苦难恐怕无人能及。在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精英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苦读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林。因为中国共产党信奉社会主义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这意味着新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将会是狂风暴雨般的关系。而毛泽东的张扬个性更是推波助澜。毛泽东嗜好读书,生性好学,自信而富有反抗精神,但对正规的学校教育没什么好感。在毛泽东十八九岁的时候,当时的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曾在高中休学一年半,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省图书馆,阅读自己列出的一长串书单。24岁那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负责在阅览室里为教授们办理报纸杂志的借阅手续。为了求知,毛泽东毫不言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教授们请教问题。然而,甚少人对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年轻人表示什么兴趣,更谈不上尊重。这些令人灰心沮丧的经历使得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或他们所代表的正规教育体制没留下什么好印象。成年后的毛泽东与曾经留学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王明等人进行过权力斗争。这些经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学术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抵触情绪。

  在共和国成立之时,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因为他们对腐败的国民政府感到无比失望。一些留学西方的中国科学家也回到了这个新的家园,其中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创始人,后来被誉为中国火箭及航空之父的钱学森。然而,即使在最初,共产党对中国知识界也感到不安。

  历史上,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处在社会的中心。作为儒家思想的解说人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化的解释,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在朝廷上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从而平衡皇权。此外,他们还是士绅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和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方面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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