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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社会主义一向被其追随者接受为科学的学说,能够准确无误地预测和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变和运作。在这种思想的武装下,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尽管如此,考虑到知识分子对经济重建的潜在贡献,新政府在最初的时候也试图尝试与他们建立工作关系。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他们在欢庆战争结束、喜迎毛泽东及其军队进驻北京的同时,自身产生了一种自卑而羞愧的复杂心情。面对他们的解放者,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没能参加解放祖国和投身革命战争而感到无能和内疚。抱着这样的愧疚心态,许多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的战后重建中。这导致他们过于急切地接受或迁就新政府,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大多数知识分子随波逐流,只有极少数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拒绝人云亦云。梁漱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20世纪初曾经领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深谙农民疾苦。在1953年就中国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上,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陈寅恪,20世纪中国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之一,恪守知识分子的道统,他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理念至今仍传颂学林。陈寅恪拒绝了中国科学院请他回北京担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邀请,而继续执教广州中山大学。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铮铮铁骨学者是胡风,1955年初,他因主张将作家的自由独立性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而遭到攻击,被打成了“右派”。然而,总体而言,倡导独立思想的声音还是太过羸弱,轻易地就被社会主义浪潮的呼啸所淹没。

  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长久以来一触即发的矛盾随着“反右运动”的发起而爆发。1956年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了曾经帮助中国战后重建的混合经济。随着私有企业的逐渐消除,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机构过度集权的种种缺点暴露无遗。1957年春,毛泽东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希望借此解决这些问题。知识分子被邀请参与讨论,政府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地批评或建言,帮助党和政府更好地展开工作。大多数发言都是善意的, 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也有一些批评直接挑战了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甚至质疑毛泽东的领导风格和才能。毛泽东很快雷厉风行,把这些人都打成“右派”。一场原本是为了改进共产党执政的整风运动很快变质成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就知识分子而言,“反右运动”正式将他们定性为共产党政权的阶级敌人。就这样,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社会生产中最珍贵的人力资源被扫除殆尽,失去了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机会。对党和政府而言,“右派”的棒子可以随意挥舞,打倒任何胆敢质疑党和政府的人。神州大地,因言获罪者以百万计。风声鹤唳过后,万马齐喑。多年以后,薄一波写道:“从反右派开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提倡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直未能出现,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

  共产党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重建被战火灰烬掩埋的中国。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村地主富农,悉数被打成阶级敌人。这一自我毁灭性的政治行为既摧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又破坏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农村和城市的渗透程度让以往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相形见绌。随着传统社会秩序的权威及儒家道德准则地位的丧失,外部社会力量及内部道德戒律基本上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被胜利光芒笼罩而又年轻的政党,它还没有时间去制定一个互相制衡的党内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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