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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占全国人口数量的80%以上。1953年,中国政府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补贴工业化。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口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两个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1947年到1952年,共产党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并分发给穷苦的农民。但是,几乎就在土地改革结束的同时,土地又逐渐被政府重新集体化。农民失去的土地,先是回收到农村合作社,后来归人民公社所有。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席卷中国农村,毛泽东对此欣喜不已。随后的“大跃进”中,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而这场悲剧几乎完全发生在农村地区。如果说中国的农村在公社的管制下变得更有秩序,那么唯一不变的,则是无所不在的饥荒。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注意到的,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便“再也没填饱过肚子”。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误农、伤农政策,到1978年,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收入低于50年代的水平,有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及30年代的水平,比日本侵华之前还低。

  尽管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政治力量,忍饥挨饿的八亿农民并没有让政府担忧。然而,另外一个群体却处在中国政治的中心。在毛泽东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中,一批又一批军队和党的革命元老被革职。许多人被囚禁,甚至失去了生命。在这些蒙受羞辱的革命老战士中,有的是直接遭到了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牵累,有的则是受毛泽东身边“战友”们的迫害。一些人能够以毛泽东的名义追逐个人私利,铲除异己。有些人则铮铮铁骨,敢于表明与毛泽东立场不一样的观点,有少数人甚至敢于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由于深受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的很多政策都背离常识,这的确难以让有独立见解和良知的人缄默其口而不表达异议。数百万人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和“走资派”。

  刘少奇是其中一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并在“文化大革命”伊始担任国家主席。他毫无防备地被扣上了“头号走资派”的帽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然而,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成了中国领导核心,并欢迎市场经济重回中国。在一次批斗会上,刘少奇高举一本共和国宪法,试图保护自己,但无济于事。在一群已经丧失理性和判断力,一心消灭社会主义任何敌人的“红卫兵”面前,刘少奇的反抗苍白无力。没有任何审判,刘少奇被撤销了所有职务,随后被剥夺自由,遭受不断的批斗,直到被秘密运离北京接受“监护”。反复的病痛折磨,但求医无门,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孑身一人离开了人世。刘少奇的火化单上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而朱镕基,这位日后的国务院总理(任期1998~2003),在1958年也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职务也被撤销。1962年,朱镕基复职,到了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到“清理”,并被下放到农村长达5年之久。直到1978年,朱镕基才又得以复职。

  有许多党内高层领导人在“文革”中失去了生命。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未能幸免,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任期1954~1959)。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官员不愿看到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再继续下去。这些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希望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但是,他们建立的中国却把20多年的时间浪费在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随着毛泽东的去世, 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五常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其中的一次早期访问中,他在北京的中央党校会见了一组政府官员。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听众对他所提出的告诫竟表示了强烈的赞同。“你们把这个国家弄得一团糟,现在,你们必须把它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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