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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此后,斯大林却无法再忽视毛泽东,莫斯科也不能继续挑拨共产党和国民党而牟渔翁之利。1949年12月中旬,共和国成立刚过两个月,毛泽东匆匆出访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踏出国门,会晤斯大林。在此前的漫长革命岁月里,斯大林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并拒绝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随着内战接近尾声,面对国内被战火蹂躏得残败不堪的经济状况以及冷漠无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政治和军事同盟。这是毛泽东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但莫斯科似乎不为所动。尽管斯大林以歉意的姿态与毛泽东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毛泽东不得不在寒冷刺骨的莫斯科滞留了两个月,说服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同盟关系。后来,斯大林最终松口。1950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立即凯旋归国。他不可能想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条约却会把中国捆绑在斯大林主义的樊篱之上。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毛泽东的建国之路一波三折。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困境,中国却一步步深陷计划经济和激进意识形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些不可言喻的苦楚和无助的挣扎将伴随毛泽东的余生。

  尽管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有着纪律严明而专注奉献的政风以及混合经济强有力的帮助,社会秩序在短短的三年时间(1949~1952)便迅速恢复。其间,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社会掀起了阶级斗争的狂潮。尽管此次土改运动猛烈而又充满血腥,但中国的经济仍然在稳健地复苏。随后,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一五”计划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原型,并得到莫斯科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虽然生硬,但能以行政手段调动大量资源,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集体化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工人和单位也被捆到了一起。战后在农村和城市涌现的个人企业和自由经济戛然而止。不久,中央计划的缺陷暴露无遗。虽然社会主义高举人人平等的旗帜,中国社会却是金字塔结构。身处金字塔底部的百姓缺乏激励机制,积极性和主动性淡泊;而高居塔顶的领袖深受信息不对称之苦,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问责机制的约束。整个中国政府正在学习打造一个全新又包罗万象的“新社会”,错误不可避免。

  然而,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所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没有完全抹平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经济烙印。以此为出发点,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

  对许多学者而言,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依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全盘推翻毛泽东的遗产,而另起炉灶。例如,一位作者将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称为“大逆转”。值得称道的是,一些研究修正了这个观点,并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经济与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之间隐藏的延续性,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承认。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取得的经济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承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还在思考权力交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此时的中国,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曾经坚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已经变得模糊,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社会已经从内部枯萎了。尽管所有人看上去无动于衷地活在惰性和冷漠之中,但他们的内心早已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即使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的改变,他们也一定期盼着能听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最有思想的人不禁自问:“如果这个新中国并不是我们和战友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中国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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