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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当时,中国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煎熬。“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旨在为社会主义重新注入活力,摆脱腐败,消除官僚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的眼里,这只是他所主张的“继续革命”的开篇。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毛泽东着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毛泽东坚信,只要中国人民能将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把智慧和热忱投入到集体建设中,中国必定能够摆脱贫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昂首前进。中国人民将在无私和无产中获得重生。没有了历史包袱和封建制度的束缚,没有了物质利益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诱惑,中国人民将义无反顾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事与愿违,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运动深受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经不起推敲和检验。中国不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它所继承的千年文化传统也被无情地切断,现代化进程陷入绝境。原本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迅速沦为社会主义机器中了无生气的螺丝钉。

  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幸令人扼腕,然而,他也为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不朽功绩。《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曾经写道:“归根结底,毛泽东毋庸置疑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成功者:他敢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战略思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取得了政权;他引导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从一个被战乱和贪腐蹂躏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人人平等的、没有饥荒的国度;他让中国重新找回了民族骄傲感和自信心,用他本人的话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尽管这篇文章对中国饥荒的报道严重失误,但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否定毛泽东的革命运动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激励和影响。1972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大门被重新开启,他赞誉毛泽东为“一代伟大革命领袖中独一无二的人”。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毛泽东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政治家,他评价毛泽东为“革命的儿子,代表了革命的精髓,无疑谱写了革命的旋律和传奇,他所建立的无与伦比的新秩序撼动了世界,他是至高无上的缔造者”。他还补充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一百年才出一个。”

  带着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中国开始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漫漫征程,没有任何蓝图在手,也不知何处是目的地。谁也不会想到,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耀眼的市场经济下庆祝它的60岁华诞。毛泽东的经济遗产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除非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整体把握,否则我们恐怕无法理解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让人难以置信的转变,无法理解在这60年中,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更令人好奇的是,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绝不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一次调整。早在1958年,毛泽东便亲自发起过一场大胆的分权运动,期望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但这次尝试最终湮没在了“大跃进”(1958~1961)的灾难中。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试图调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然而,这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未竟事业的延续。1985年3月28日,日本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到访中国。邓小平在会见代表团时介绍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情况,并首次将这次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领导了中国第一次革命,由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被广泛赞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他都重复提到了“第二次革命”,这个说法后来也成为叙述经济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官方术语。第一次革命成功地重新统一了饱经战乱和动荡超过百年之久的中国。但如果说第二次革命是为了完成前次革命的未竟之业,那毛泽东究竟留下了什么遗志未完成呢?又是什么阻碍了毛泽东完成他的宏愿呢?第一次革命有什么缺点和局限是邓小平必须克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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