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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钱学森,这位前途无量的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日后的中国航天之父,1955年因被指控是共产主义分子而被美国驱逐出境。在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之前,钱学森于洛杉矶港口对记者们说:“我将会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1991年,当钱学森在北京接待他的好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前同事弗兰克·马布尔时,他用低缓而令人困惑的语气向这位到访者说:“你知道,弗兰克,我们为中国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丰衣足食,辛勤劳动,国家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是,弗兰克,他们并不幸福。”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12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申明,中国政府所做及将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钱学森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崇高理想,如今终于在神州大地回响。此外,温家宝总理在 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誓言,并强调要把其作为中国政府在今后数十年里的首要任务。一年之后,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次主持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了政府一定要恪守建设“幸福中国”的诺言。2011年3月19日一期的《经济学人》将此作为封面专题,题为“中国追求幸福,而非增长”。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一直是中国政府矢志追求的目标,而今,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中国政府的新目标。这一转变,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价值观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温家宝总理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幸福程度的提高,更不必说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同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若经济的发展不能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感,那这样的发展便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太大意义。

  近代中国政府,不管是在国民党政权还是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一直自诩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它的使命总是以计划或项目为中心,例如“社会主义改造”、“四个现代化”,以及更近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以人道主义为导向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可以实现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也是温家宝总理最喜爱的著作之一)中将追求幸福描述为在自由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

  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受到那些奢靡思想影响的人,不仅在现实处境中是可怜的,而且往往为达到他愚蠢地羡慕的生活境况而扰乱社会和平。然而,他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确信,心态好的人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平常环境中同样可以保持平静,同样可以高兴,同样可以满足。有些境况无疑比另一些境况优越,但是没有一种境况值得怀着那样一种激情去追求,这种激情会驱使我们违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由于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从而破坏我们内心的平静。若改变境况的努力不以谨慎为指导,也无正义可言,那个确想这样做的人,就会玩各种最不合适的危险游戏,押上所有的赌注而毫无所得。……在我们痴心妄想的最光彩夺目和令人骄傲的境况中,有我们希望得到的真正幸福和快乐。现实中,虽然我们生活平凡,但以我们的能力,同样的幸福和快乐一直唾手可得。在最为低下的地位(那里只剩下个人的自由),我们可以找到最高贵的地位所能提供的、除了虚荣和优越等微不足道的快乐之外的其他一切快乐;而虚荣和优越几乎同完美的平静,与所有真心的和令人满足的享受格格不入。如下一点也不是必然的,即:在我们憧憬的辉煌生活中,我们可以带着与在自己如此急切地想离弃的卑微环境中具有的相同的安全感,来享受那些真正的和令人满足的快乐。查看一下历史文献,回顾一下在你自己周围发生过的事情,想一想你或许读过的、听过的或想起的个人或公众生活中几乎所有非常不成功的行动是些什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已经很好,应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感到心满意足。那个试图用药物来增强自己还算不错的体质的人,他墓碑上的铭文是:“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但现在我躺在了这里。”这一碑文通常可以非常恰当地用来体现贪心和野心未得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

  对于已经习惯了把消费者行为简化为效用最大化的现代经济学家们而言,他们一定感到困惑,这一段文字居然出于亚当·斯密的笔下。它对道德精神的描述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常说的“经济人”在特征上竟然有天壤之别。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失。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渐偏离经济现实。因此,当危机临头,惶惶不安的大众急切需要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时,经济学家们却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见。

  同时,亚当·斯密的语气及内容与中国古代智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许不只是巧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名言是《论语》的开篇语。孔子的“学”并不单指要学习书本知识,还包括塑造人品、培养社会关系、学习持家和治国,并且最终让世界和平,充满和谐。学习人道并在生活实践中日臻完美,宁静喜悦必然常驻人心。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他一生寓乐于学,可惜英年早逝。孔子在回忆这位得意门生时称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一个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学习只能是极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追求。孔子曾教导,先“富之”,再“教之”。

  长期以来,劳动分工和商品市场被视为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经济生产率,也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使市场经济不断演进,不断创新。思想市场则让我们能够独立并批判地思考,让我们以自有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并推动我们始终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借助开放的思想市场,我们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多样性却使人类社会变得丰富多彩而活力无限。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在人类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漫漫征途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尽管革旧维新、非同凡响,也仅是跃向前方的一小步。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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