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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解释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从银行业的改革入手。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所有,接受财政部的监管,其主要职能是为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个人手中几乎没有储蓄,国营企业也没有信用额度,中国经济对银行业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78年中国家庭储蓄只占全国储蓄总量的3.4%,其余的部分中有43.4%属于政府,53.2%在国营企业手中。改革伊始,银行业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到90年代,中国家庭储蓄有了明显的提高,占据了全国储蓄总量的1/4到一半的份额。银行业改革在最开始就建立了双层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时四家国有银行接管了逐步发展的存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1979年2月,负责处理农业相关业务和农村地区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同年3月,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8月,负责处理固定资本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的管辖,自立门户;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处理其他三家银行未涉及的所有商业交易。

  新的银行体系终结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垄断,中央银行因此与四大专业银行相分离,四家专业银行将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式运作。四家专业银行相互公开争夺企业与个人的存款,但在贷款方面有着属于自己的受保护的市场,因为每家银行都被国家指派了特定行业的客户。因此,四大专业银行在筛选和检测贷款质量的基本职责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投资方向和金额都听从国家的指挥。在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配的总投资金额被地方当成了公共金库,导致了地方各部门对投资份额和银行贷款额度的激烈竞争。在地方部门的需求之下,中央政府往往会做出让步,要求银行发放投资配额之外的贷款。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经常会对国有银行的本地分行施压。长此以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常见的“投资饥渴”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经常性问题。

  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远高于国营企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因此,随着中国管理权力的下放,“投资饥渴症”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增加而愈演愈烈。自从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以农业补贴工业化进程。一种常见的补贴方式是强行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同时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随着改革的开始,虽然工业与农业产品的价格差逐渐缩小,但不平衡的价格体系依旧让工业生产比其他产业更加有利可图。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尤其是非国营企业,都对工业投资充满积极性。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轮银行业改革开始了。改革的目标是给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提高银行业的自主性与竞争力。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中央银行规定每家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然后由银行自行决定发放贷款的具体形式。中央银行计划1985年放贷额度将参照1984年实际放贷情况。而这个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泄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尽最大可能地发放贷款。

  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劳动部正在筹划工资改革。劳动部决定将1984年的工资作为此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因此国营企业纷纷向银行借钱涨工资,而此时各银行正抓紧一切机会发放贷款。最终,12月的银行贷款发放数量比1983年12月增长了50%,而国营企业向员工发放的奖金增长了100%,工资总额因此增长了38%。仅1984年第四季度,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60%多。从全年来看,货币供应增幅比1983年超出50%,比经济计划中设定的数额超出了45%。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

  由于有充足的银行信贷,投资在接下来几年中持续增长。工业迅速扩张,尤其是乡镇企业增长迅猛。在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集中地江苏无锡,1985年前两个月的产出翻了一番。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到1985年,通胀率已经从1984年的2.8%增至9.3%。之后的1986年和1987年,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分别是6.5%和7.3%),并且终于在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当时,中国政府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在承包责任制下,国营企业管理者对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充满了积极性,将长远的问题留给了他们的下任,最终将所有的问题推给了国家。8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职工享受着稳定的工资增长,国家却不得不持续地增加投资,以维持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转。到1987年,投向国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已经占到政府开支的1/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着手启动物价改革,期望帮助国营企业摆脱在价格双轨制下面临的困境。然而,改革的时机可谓糟糕至极。1988年,当中国政府宣布价格体制改革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物价指数从1月的9.5%,增长到6月的16.5%,7月的19.3%,最终在8月达到38.6%。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状况。1988年2月,恐慌性购买已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蔓延。根据报道,武汉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则有人买了500盒火柴。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改革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阁。物价改革的失败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经济改革全面停滞,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9月,政府提出了经济紧缩计划,中国经济因此进入了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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