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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中国经济的共同市场,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市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保证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然而,当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并不取决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表现,当消费者无法决定企业的命运时,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在分权的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混乱的定价体制让市场力量备受挫折。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碎片化,阻碍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一旦生产要素不能随价格而自由流通,定价体制受到抑制,经济资源就很难找到带来最高收益的用途。企业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销售产品,消费者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生产得以继续,整个经济不得不依靠国家的“看得见的手”。

  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鼓励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互相联合。横向经济联合此后被视为经济改革中消除经济碎片化带来的贸易壁垒的关键。从3月31日到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篇社论,强调横向经济联合的重要性,并为之出谋划策。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了支持横向经济联合,中国政府同时启动了人事管理上的改革。终身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体制开始改变。合同工被引入企业并被迅速推广,许多地域性劳动力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壮大。1986年12月,国务院允许国营企业在总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员工的效绩调整工资与福利。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国营企业之间的整合过程。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的整合带来了额外的收益,国营企业获得了在合同责任制下无法获得的自主权。横向经济联合带来的普遍结果是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并购中,发起收购的一方往往会完全买断被收购方。但在中国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双方会互相协商彼此在新成立的母公司中所持股份的比例。尽管最初政府明令禁止股权转让,但从很多其他方面来看,这与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非常相似。后来,股份制公司取代合同责任制,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另外一种选择而被广泛采用,推进了工业改革的进程。1984年4月,北京的一个国营百货商店获准向公众发行股票募集投资。同年11月份,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同时向公众和自己的员工销售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到1986年底,中国已经有超过6 000家股份制企业。由于具备公开募集资本和多地运营的能力,股份制企业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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